周保松：政治道德之必要

让我们从最常识的地方谈起。我们一出生，就活在制度之中。这些制度，由国家制定，并要求我们每个人无条件服从。制度，一方面限制了我们的自由，另一方面却也建立了秩序，使我们好好活在一起。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具有绝对的优先性。因此，活在其中且有自由意识和价值意识的个体，就有正当的权利问：从道德的观点看，这个制度为什么公平公正因此值得我们服从？同样地，拥有无上权力的政府，也有责任向所有公民交代，它的统治的正当性基础是什么。一个不公正的制度，无论多么强大多么有效率，它在道德上都会有缺失，都很难得到公民真心拥戴，都很易出现正当性危机。

不能退场的道德

政治必须以道德为基础，说的是制度的安排和权力的行使，必须满足某些道德要求。这些要求不是源于暴力谎言恐惧，而是基于自由理性的个体能够合理接受的理由。只有这些理由得到公民广泛的认可，这样的国家才足称为具正当性的政治共同体。不少人却认为，政治的本质，是争权夺利尔虞我诈，是区分敌我阶级斗争，是不谈价值只论权术。所以，以道德来要求政治，其实误解了问题的性质，是不务实不成熟的表现，结果往往好心做坏事。我并不否认，这些现象都存在。问题是，这个真的是政治的根本关怀吗？我不这样认为。

理由如下：一、实然不等于应然。我们不能说，因为现实政治充满种种恶，所以这些恶就是合理的，并视此为政治生活的起点和终点。恰恰相反，正因为我们意识到这些是恶，才努力希望通过制度去保障人的权利福祉，避免压迫宰制。二、一部东西方政治思想史，从孔子、孟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洛克、卢梭、康德和马克思，再到今天林林总总的政治理论，尽管观点不同，关心的却都是如何建立公正理想的政治秩序。这些政治道德的建构，绝非哲学家躲在书房闭门造车，而是既反映了时代精神同时改变了人类社会进程。远的不说，启蒙运动以降，自由平等民主权利这些价值，就是推动无数社会运动和政治改革最大的力量。三、人们会受这些价值推动，即说明人不是纯粹的自利者，而是有能力和有意愿公正地活在一起。观察一下我们的日常生活，当我们面对制度的不合理而作出思想上的批判和行动上的抵制时，我们就已进入政治道德的思考和实践。我们视自身为有反思能力的道德主体，并愿意对规范我们的制度做出价值评估。我们甚至可以说，人不能离开道德的观点而活。道德的观点，界定了我们是谁，界定了我们看世界的方式，也界定了我们如何与他人合理共处。

所以，如果有人将道德和政治割裂，并将政治简单化约为权力和利益的争夺，这既不符合事实，也矮化了人贬低了政治。而当这种观点被当作自明的事实并为愈来愈多人接受时，遂出现可怕的自证预言：道德从政治退场，大家觉得政治没有是非对错可言，道德的观点遂在公共生活中失去力量，自利冷漠犬儒反而成了面对自己面对他人和面对政治时的普遍态度。结果是，人心日益败坏，权力日渐腐化，维系政治社群的道德纽带日趋崩解，人们不再对政治可以变好抱有任何信心。最后剩下的，正是最初所预期的暴力和欺诈。

政治的终极关怀

既然政治制度离不开道德的观点，那么这个观点的内容应该是什么？这牵涉具体的道德论证。我在此文暂不处理这个问题，而是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到底在怎样的处境中，政治才会出现？

政治会出现，因为我们想活在一起。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单独地活在孤岛，我们不需要政治。想活在一起，因为通过分工合作，我们可以活得更好。但活在一起，却难免有冲突，因为人总希望自己在合作中分得更多资源，但资源却总是有限。更重要的是，人是多元的。作为独立个体，在正常环境下，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利益、信念和追求。我们的集体生活遂恒常处于这样的状态：不同个体有不同诉求，这些诉求往往彼此冲突。虽然有冲突，但又希望活在一起，我们于是需要政治。政治的目的，是要找到一些方法，令人们能够好好活在一起。这些方法，就是一组组的规则。这些规则，形成我们所称的制度。在现代国家，宪法往往就是最高的规则，并以此界定社会的基本制度。这些制度要有约束力，就需要强制性的力量支持。所以，国家最重要的特征，是它能在自己管治的范围内，有权力制定和执行法律，并拥有垄断性使用武力的权利。

由此可见，政治离不开权力，因为需要有武力来维持制度。无政府的自然状态不是最自由的状态，而很可能是强者压迫弱者，无法可依无理可言的战争状态。所以，即使从保障自身利益的角度，我们也有理由接受制度的必要性。但政治却不可能是赤裸裸的权力，因为政治正是希望透过制度来建立秩序，摆脱以暴力方式来解决纷争。故此，政治的核心问题，不是如何取得和行使权力，而是权力如何才具正当性。也就是说，我们不只是需要制度，更需要公平公正的制度，并确保行使权力的人，得到合理的授权监督。道德的观点，和政治的终极关怀，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权力的正当性

为什么我们要如此在乎制度的正当性？因为制度对我们影响深远。我们一出生，就活在制度当中。制度决定了我们享有多少自由，拥有什么机会，分得多少资源，承担什么义务，过上怎样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是自足的个体，并带着既有的人生观世界观从自然状态走进国家。相反，我们自我的形成，人格的建立，用什么语言观念来理解世界，以至最细微的对生命的感受，都和我们在怎样的制度环境成长有关。没有所谓中立的制度。制度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约束模塑引导我们的人生。就此而言，政治在我们生活的不同环节，具有绝对的优先性。例如市场和家庭，都是从属于政治，而非独立于政治，因为市场制和家庭制本身就是由国家来界定。在中国，我们曾经没有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也曾经不是一夫一妻制。而这些制度一变，我们所有人的人生就跟着改变。

既然一个国家的制度，如此无可逃避如此无处不在，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影响如此深远，同时又以如此强制的方式要求我们服从，那么作为有自由意识和价值意识的独立个体，作为重视一己生命且在乎自己活得怎样的主体，政治于你于我于他，就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要怎样的公正美好的政治的问题。

而我们的发问，不是从阶级、政党、民族或形形式式的集体的角度来问，而是从“我”的角度来问，而“我”是活在当下有思想有情感有道德能力且对生命有追求的实实在在的人。这个我，面对巨大的国家，看似渺小，但作为自由人，我并不是天生就须接受别人的统治。我总可以有正当的理由问：如果国家不能好好保障我的自由福祉，不能令我活得有尊严，不能助我实现潜能，并活出属于我的人生，那我为什么要服从？国家又凭什么来统治我？这是国家必须回答的问题。而她给出的理由，必须是道德理由。这正是卢梭当年在《社会契约》中所说，只有国家将“力量转变为权利，服从转变成责任”，权力才有正当性可言。这个转变的过程，正是建构和证成政治道德的过程。

拓阔政治想象

如果以上所说有理，那么今天甚嚣尘上的种种政治现实主义就站不住脚，因为他们鼓吹的，正是一种将政治和道德割裂，然后视政治纯粹为权谋利益之争的活动。在这种观点下，政治和绝大多数没有权势的我们是不相干的，它只是属于少数权力精英的秘密游戏。我们既不能指望参与和影响政治，也不应对政治作出任何伦理批判。而当愈来愈多人接受这种论调，“有权就有理”遂变成常识公理，整个公民社会遂愈来愈失去道德批判性。说得不客气点，对公民来说，相信政治现实主义是一种“自我去势”，去掉的是建设更好更公正的政治共同体的想象力。

既然政治离不开道德，那么不同的政治理论，不管什么派别，就有必要将辩论聚焦于此。一个合理的政治理论，必须回答以下问题：政治权力的正当性从何而来？公民应该享有怎样的权利和义务？社会财富该如何公平分配？政府怎样才算给予每个公民平等的关怀和尊重？我认为，在这个社会大转型的时代，不同理论都有责任将自己的立场，好好论述论证出来，并在公共领域以理由说服我们，为什么他们描绘出来的政治社会，值得我们追求。只有社会的道德论述日益丰厚，我们才能累积政治社群的伦理资源，增强公民的价值意识，拓阔彼此的政治想象，社会转型也才有可能朝着合理方向发展。

最后，或许有人说，即使这些都有道理，现实政治的衰朽腐败却实在教人无奈厌倦。刚过世的捷克著名异见作家哈维尔曾在1986年一篇文章这样写道：“一切向钱看的生活充斥着整个社会。人们觉得在政治上受了欺骗，被玩弄了，因此对政治避而远之。对一切政治思想都感到厌倦。他们每天都能亲身体验到在冠冕堂皇的词句下掩盖着多么苍白的事实。”

很不幸，这是我们今天的处境。也正因为此，我们才有努力肯定政治道德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