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股国际板一旦推出,在中美金融战略对话的谈判桌上,中国领导人将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这是因为:在人民币没有被全球企业和个人当作结算货币、支付手段的情况下,如果放开海外的跨国公司在中国A股国际板发行上市,那么,后果必然是快速而合法地耗尽中国的外汇储备。相反,如果中国证监会以行政手段倾向于选择国有背景的红筹股公司在国际板上市而限制美国跨国公司在国际板发行上市,那么,美国企业、政府、国会必然产生一系列强硬的反应,并在中美金融战略对话上对中国领导人施压。那么,这时候中国领导人该任何选择?
全球任何面向美国资本开放的金融商品市场都是美国“巧实力”的战场,美国拥有绝对的话语权。A股国际板的推出,本质上是把美国的“巧实力”直接进入了中国本土,把战场设在了自家屋子里面。我们不应该为了庆祝一场虚假的胜利(如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GDP总量世界第二)而把特洛伊木马(如A股国际板)搬到国家金融围墙的里面。
第四、 坚决保卫货币主权,牢牢掌握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权,严防美国“巧实力”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攻击。汇率的定价权本质上属于货币的定价权。没有货币定价权就没有货币主权。汇率定价权的丧失意味着货币定价权的丧失、意味着货币主权的丧失。
各国的汇率定价只有三种制度:(1)自主定价前提下的自由汇率制度,(2)锁定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3)由美国及其盟国控制、指挥、主导下弹性汇率制度。相应地,汇率政策可以划分为上策、中策和下策。在汇率改革之前,中国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度,属于中策,而汇率改革之后,中国实施的汇率制度事实上是第三种定价制度,属于下策。
在美国的施压之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变成美国指挥之下的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最终结果演变为人民币定价权的转移和货币政策主导权的丧失。现阶段出现的热钱持续涌入、人民币基础货币被动发行、通货膨胀趋势日趋严重、实体经济承受着汇率升值和货币紧缩的双重压力、经济社会日益不稳定,等等,都是源自于汇率定价权的丧失以及由此产生的货币主权的丧失。汇率武器不是常规武器,而是摧毁一国经济的核武器。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已经主导着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主导着人民币的定价权、进而主导着中国的货币政策。从目前的经济现状看,中国的货币定价权和货币主导权已经丧失。如果这种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可以预见的最终结果将是:美国华尔街金融集团主导的美元热钱主导着中国经济的泡沫膨胀与泡沫破裂,并在国际金融资本的进出循环过程中完成对中国财富的转移、完成对中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改造与转变。通过研究美国的对华经济政策可以发现,如果中国拒绝美国的汇率武器的“巧实力”打击,那么,中国将面临一系列直接的经济报复,甚至可以说,如果中国拒绝美国经济核武器(即汇率武器)的打击,那么,中国将面临美国军事核武器的打击威胁。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政府需要从经济领域核武器的战略高度重新认识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对中国经济全局的影响,需要拿出军事领域核反击的勇气来对抗美国对华经济领域的核打击,需要拿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来保卫货币主权和汇率定价权。总之,中国的货币主权和汇率定价权即货币定价权必须从美国指挥棒的阴影中走出来。
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的经济政策根源在于共产党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独立的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权和货币定价权始终牢牢地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抓住了两个要害:革命必须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枪杆子可以保护钱袋子,钱袋子可以有效地支持枪杆子!”;而巴黎公社迅速解体的根源恰恰在于巴黎公社的领导人没有接管和控制住作为法国中央银行的法兰西银行,“这不但是一个经济上的错误,更是一个政治上的错误。” (详见宋鸿兵《货币战争3—金融高边疆》91页)”。中国共产党为了避免巴黎公社最终失败的命运,必须继承自己的传统和经验,必须尽快摆脱货币发行主导权和货币定价权受制于美联储的局面,为此,中国必须重新打造中国的“国际硬实力”和“国内硬实力”,其中,发展“国际硬实力”就是中俄结盟,形成经济、金融、军事的同盟。只要中俄结盟,中国既可以租借或购买到俄罗斯的完整的航母战斗群进入南海,也可以打造中俄统一货币制衡和对抗美元霸权。发展“国内硬实力”就是发展和壮大国家资本、支持本土民营资本发展、保护国内产业体系免遭国际资本侵蚀和控制、在此基础上确保国家国防工业体系的发展壮大。
第五、坚守最后的金融防线: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
西方经济学家曾经把资本项目自由化作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加以鼓吹,但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资本项目开放的好处体现在理论上而不是在实际中”(Bhazwati,1998)。正因如此,国内的官员和学者不是从资源配置、经济增长的常见角度、而是从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减轻外汇储备压力的角度制造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舆论环境。
人民币自由兑换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人民币自由兑换意味着国内外机构和个人所持有的人民币可以自由地兑换为美元,同时美元可以自由地兑换为人民币。由于人民币无法与黄金挂钩,同时中国还缺乏强大的综合国力(包括覆盖全球的军事实力)来保障人民币的国家信用之情况,因此,人民币的信用主要是由中国的美元外汇储备决定的。人民币自由兑换意味着人民币持有者拥有了兑换美元的自由选择权。只要中国与美国之间存在不平等的博弈地位,美国拥有中美之间货币的定价权,中国仅仅属于美国货币政策的跟随者,那么,大部分人民币资产的持有者将倾向于选择美元或随时可能行使人民币的美元选择权。
中国的门户开放型招商引资政策所引进的海外资本及其滚存利润预计在3万亿美元以上。这是中国对外无序开放政策在对外经济领域所形成的巨大“资本堰塞湖”。国际资本已经完成了人民币资产的布局和建仓。这是做空中国的重要筹码。根据华尔街金融大鳄们惯用的“刺激-反射”手法,不难看出国际资本做空中国的长远布局和战略意图。国际资本的运动的基本路径可以概括为二个阶段:即,“美元资本——实体资产——更多的美元资本”。价值形态的资本是一切实体资本的归属,美元资本进入中国所形成的人民币资产最终还要回到美元,简单地说,美元最终要回到美元。人民币实现可自由兑换意味着这些海外资本在中国境内长期形成的人民币资产在经历了人民币升值和资产增值之后可以随时地、集中地兑换成中国的外汇储备而离开中国,从而完成一次集中做空中国的金融空袭,实现对中国财富的完美掠夺。
美国的“巧实力”围剿往往伴随着“软实力”和“硬实力”的配合和策应。美国主导和控制的国际评估机构、国际投行部门和国内外各类媒体可以抓住中国经济领域的结构失衡问题、内需不足问题、农业基础不稳问题、能源供给瓶颈问题、环境污染与灾害问题、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问题、房地产泡沫破裂问题、银行呆坏账增加问题、政府财政赤字问题、通货膨胀问题、社会矛盾激化问题、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等等,集中打击人民币资产持有者的信心,甚至不惜在中国周边制造军事冲突、对中国本土发动侵略战争,以配合美国“巧实力”的金融掠夺。这一切事件发生的重要前提之一是中国拆除最后的金融防线,即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从这一角度看,只要人民币升值接近国际资本的心理价位、同时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那么,海外资本及其背后的政治势力所导演的针对中国的出口压力、知识产权压力、能源供给压力、农产品和矿产品供给压力、人权压力、政治制度压力、周边军事压力都会接踵而来。如果人民币始终与美元挂钩从而不给任何游资投机的机会,如果人民币在条件不成熟之前始终坚持不可自由兑换,那么,中国面临的国际军事压力和政治压力会减轻甚多。在与美国“巧实力”的博弈过程中,首先,不能让强盗踏进门(遗憾的是我们通过无序的招商引资政策和人民币升值政策引来了国际强盗);其次,不能让强盗顺利地跑掉。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是最后的门槛和防线。
我们需要在国际政治和国家安全的层面考虑人民币定价权和人民币自由兑换问题,不能为了追求所谓的人民币国际化目标、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目标、以及为了解决热钱流入问题而动摇国家金融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的根本。国之根本不可用于追求政绩目标,也不可用于外交的交易。
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前提是:(1)中国真正完成了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具有国际商品定价权的工业化体系建设;(2)中国的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同盟的综合势力足以抗衡美国及其盟国,从而拥有瓜分美国的全球铸币税的能力;(3)以中国国家“硬实力”为后盾,通过动用外汇储备、按照合理价格回购海外资本在华的投资项目和股权,使海外资本控制的在华人民币财富总量降低到相当于外汇储备10%以下。只有满足这三大基本前提,才有条件讨论作为大国货币的人民币如何实现国际化之问题。当年,德国和法国在具备上述条件的前提下,尚且不敢推动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挑战美元地位、瓜分美国的全球铸币税,而只能退而求其次地主导并组建欧元区来对抗美元,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处境远不如德国和法国,我们岂能在货币问题上开展大跃进式的国际金融冒险?国内金融冒险的失败,失去的仅仅是局部;国际金融冒险的失败,失去的将是整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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