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律所专为劳工维权 6年亏损480万

一家以“劳动案件只代理劳动者，绝不代理企业”为宗旨的律师事务所，在个案维权的基础上，通过组织集体谈判，逐渐摸索出一种劳工维权新模式。

无政府主导，亦无工会参与，2011年底，发生在深圳的比亚迪罢工风波和西铁城代工厂罢工风波，均以劳资双方集体谈判的形式妥善解决。（参见本刊2011年第44期“比亚迪：裁员通过谈判桌”，以及财新网2011年11月24日“西铁城深圳代工厂罢工始末”）

这两起劳资集体谈判背后，一家以“劳动案件只代理劳动者，绝不代理企业”为宗旨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下称劳维所）至为关键。

这家专业化的劳工律师事务所，在过去六年多时间内代理了近3000个劳动案件。此间正是中国劳资纠纷高发期，罢工等劳资矛盾在珠三角等地区风起云涌。在个案维权基础上，劳维所通过组织集体谈判，逐渐摸索出中国劳工维权的新模式。但这一模式要在全国推广，困难重重。

“团结就是力量”

大屏幕上，西铁城代工厂的罢工声势浩大，随后的集体谈判又秩序井然。

这是2011年12月25日，来自深圳宝安区的20多名工人，正在接受法律培训。大屏幕上播放的罢工案例，让他们既激动，又有些紧张。他们觉得那些罢工工人是“英雄”，但又有点担心，这样“会不会被抓起来”？

这20多名工人，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他们对法律了解非常少，甚至不知道“三险一金”是什么。但他们对“维权”有懵懂的认识，知道要找政府、找律师、找记者。

来自劳维所的何远程在给工人们进行法律培训。他一一指出西铁城代工厂的工人们做得好和不好的地方，不断强化着的一个观念，“团结就是力量”。

视频中，一个关键角色坐在工人们中间，他的话不多，但很实在。他是劳维所的主任段毅。

对集体谈判，段毅已轻车熟路。谈判前，他做足了准备。给司法局打报告，给深圳市总工会和政府劳动部门发函，“他们不反对就代表默许律师介入”；让工人代表们收集了全工厂半数以上工人的委托签名，“以证明工人代表的合法性”；他义正词严地告诉资方，“必须无条件地保护工人代表，不得采取任何惩罚性措施”，否则罢工问题不可能真正得到解决。

这场谈判的最大亮点，是工人用“罢工可能继续”逼迫资方接受条件。当资方明确表示，工人们提出的要求太高时，一名工人代表说，“这是工人们委托我们谈判的底线。如果你们不答应，那么超过今天晚上12时，不是我们不愿意谈判了，而是他们不要我们做代表了！”

谈判最终以资方做出充分让步而和谐收场。事后工人们表示，“现在加班任劳任怨，工作效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工厂的日方老板甚至在当地四星级酒店宴请全场1000余名工人，“摆了100多桌，每桌1000元标准”。

这样的培训，在2010年和2011年两年间，劳维所共组织了约60次，培训了大约2000人。而前述的西铁城代工厂的集体谈判，是培训课程最新一个案例。

何远程告诉工人们：“你们为自己维权，就是为全社会维稳。不要担心被抓，只要你们不越过法律的红线，就没有问题。”

在2010年本田罢工事件后，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当地视察时，就对罢工表示理解，认为对劳资冲突，应该让劳资双方谈判解决，不应该上升到“维稳”的政治层面。段毅认为，这给广东省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劳资谈判的氛围。在比亚迪裁员和西铁城罢工两件事情的处理上，整个谈判过程政府均未介入。

“不吃香”的维权市场

从本田罢工到西铁城代工厂罢工，都是近年来劳资矛盾爆发的缩影。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从2001年到2008年，仅申请仲裁的集体劳动争议案件，年均增长幅度达11%。

在劳动争议中，资方表现强势，“往往不惜一切代价去打赢一场官司。因为如果一个案子败诉了，接二连三的连锁反应资方很难承受。”段毅说。

工人们维权一般的途径有：向劳动监察大队举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向法院提起诉讼，最后向法院申请执行。对于大多数案件，劳动仲裁是向法院起诉的必经前置程序。这原本是为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现实却是很多劳动纠纷仲裁后都会起诉到法院。全部走完这个程序，最短时间要一年半，最长可达数年。

段毅说，“现在法院重调解，不重审判”，而调解往往需要双方做出妥协。结果是，相当多数的纠纷都是以工人让渡部分权益而结束。

此外，很多地方对劳动纠纷等群体性案件，会限制共同诉讼或代表人诉讼，只让每个人单独提起诉讼。段毅称此为群体性案件中诉讼“原子化”，即让每个工人单独面对资方。例如，一个涉及200余人的拖欠工资案，每个人诉讼标的都不大，但要分别制作200多份委托协议、起诉书、代理词等。费时、费力、收入低，是执业律师们普遍不愿意为劳工代理案件的主要原因。

珠三角是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地区，也是劳资矛盾最多发地区。“一段时间，全国的劳动争议案，广东占40%，光深圳就占20%。”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刘开明告诉财新《新世纪》。

这形成了巨大的劳动维权市场，但却是一个“不吃香”的市场。执业律师们缺乏进入的动力，更多的服务由草根NGO提供。刘开明介绍，整个珠三角地区，目前至少有50家多家专门为劳工提供免费服务的NGO，他们习惯称为自己为“劳工维权NGO”。然而这类自主维权组织不但面对着强势资方，自身还存在着法律身份、资金来源、专业能力等各种困难。

因为无法获得民政登记注册，很多NGO不得不打着“个体工商户”的旗号寻求工商登记。亦有一些劳工维权组织选择做一些收费的案件代理，常常被官方列为“黑律师窝点”而遭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