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弗格森：东西方文明谁胜谁负？（2）

没过多久，英国人发现，那些中国人（对科学）的兴趣，如果确实存在过的话，现在已完全耗尽了……所有这些东西……都被那些无知的中国人所错失、抛弃……大使刚离去，据说中国人便立即（原文如此）将这些贡品堆在圆明园的杂物堆放室。代表英国产品之精华的各类精美礼品和艺术品，也没有得到更好的待遇。朝臣们在观赏这些物品时，流露出的似乎只是嫉妒……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行为十之八九要归咎为某种国家政策，它是妨碍新事物的引进……

随后，那位皇帝对乔治三世宣布了一个蔑视性的通告：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马戛尔尼劝说中国打开国门通商的计划流产，这个事实象征着自1500年便已发生全球权力的由东向西的转变。曾经是新发明的故土的中国，逐渐沦为顽固地敌视其他民族的创新的“中庸之国”。那个设计精巧的中国发明--钟表，已回到故土了，但已经过欧洲的改良、改进，而由发条和齿轮组成机械装置，运转起来也更准确了。在今天的紫禁城中，有个地方是用来储藏帝国收藏的全部计时设备的。与蔑视西方科学的乾隆不同的是，他的前任统治者却对收集钟表十分狂热。他收集的所有钟表几乎都是在欧洲制造的，或者是在中国生活的欧洲工匠所制造的。

1842年6月，英国皇家海军炮艇沿长江北上，直抵大运河，强迫中国必须支付2100万两白银的赔款，对英国开放5个通商口岸，并割让香港岛。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在南京的静海寺签订--起初修建静海寺是为了纪念郑和和妈祖（4个多世纪前，是她保佑着郑和及其船队）--虽颇有讽刺性。

多年后，中国又建造船只，这次是那种可以全球航行的巨型货轮，它装着成箱的中国产品离港，又满载着原料回来，以满足该国飞速增长的工业经济的需求。2010年6月，我参观了上海了最大的造船厂，其在建货轮规模之庞大，令我十分震惊。我的所见使我童年记忆中的格拉斯哥码头显得如此渺小。在温州的工厂中，工人高效生产的服装以数万计，生产的塑料笔以百万计。而在长江中，无数的平底驳船，满载着煤、水泥和铁矿，所过处江水翻滚。竞争、企业、市场和贸易，这些是中国曾经所轻视、回避的。现在也会了。如今，长久以来被人遗忘的、中国对外扩张的象征人物郑和，是人们眼中的英雄。以中国最伟大的经济改革家邓小平的话说：

今天渴望发展的任何国家都不能闭关锁国。我们已经尝过闭关锁国的苦果，我们的祖先也尝过。在永乐治下的明朝早期，郑和远航过西方大洋，我们的国家那时是开放的。永乐皇帝死后，明朝逐渐衰败。中国遭遇入侵。从明朝中期算起，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中国闭关自守300多年，中国穷了，日益愚昧和无知，逐渐落后了。除了打开国门外，没有其他选择。

这段历史是有说服力的（也与亚当·斯密的观点极为接近）。

30年前，如果你预测，不出半个世纪，中国必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那么你会被视为一个空想家。同样，如果早在1420年，你预测终有一天，西欧的经济产量会超过亚洲总量，而且不出500年，普通英国人必将比普通中国人富9倍，那么没人认为你的预测是严肃、现实的。这便是西欧竞争的动态效应，这便是东亚政治垄断的滞后效应。

那么，安东尼阁下，鉴于您的愿望，我们将不再期待过去--所以记住，年轻人——我们回顾的将是未来。他觉得，应该在地狱区电动火焰的地方为这场拙劣演出的导演放上一个特制的烤架：这出戏是多么和文明精神背道而驰。——谢里登

最能诠释文明生命周期理论的莫过于托马斯·科尔的组画《帝国的兴衰》，这套组画由5幅画组成，现挂于纽约历史协会的画廊内。作为哈得孙河画派的奠基人以及19世纪美国风景画的先驱，科尔优美地捕捉到了令现今大多数人仍深信不疑的理论：文明的生命周期理论。

这5幅虚构出来的画描绘了同一个掩映在粗粝岩石后的大河口。第一幅“荒蛮时代”，呈现的是在暴风雨的黎明下，人们在郁郁葱葱的原野上狩猎的原始状态。第二幅“田园时代”描绘的是田园牧歌，人们已经清理了树木，耕种了土地，并建造了一个典雅的希腊神庙。第三幅，也是最大的一幅，名为“全盛时代”，自然山水已被大理石砌成的气势恢宏的中转港所覆盖，取代前一幅画中乐知天命的田园哲学家的，是一群身裹绫罗的商贾、地方总督以及买卖中的大众民生，此刻正处于当午时分。第四幅是“毁灭时代”，在阴沉的傍晚，城内火光冲天，一群入侵者肆虐淫掠，人们四散奔逃。第五幅是“衰亡时代”，月亮升起，看不到一丝生命，只留下长满了荆棘和藤蔓的破败的廊柱。

这一组科尔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构思的油画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所有的文明，无论多么辉煌，终将难逃衰败的命运。言下之意是科尔时代的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应坚守它的田园时代，应抵制商业发展、征疆拓地和殖民扩张的诱惑。

几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广大公众都在这种周期性和循序渐进模式下思考文明的兴衰。在波里比阿的《历史》第六卷中，写到有关罗马的崛起，其政治演变历程如下：

1. 君主制

2. 王权

3. 暴政

4. 贵族统治

5. 寡头政治

6. 民主

7. 暴民政治（暴民统治）

这种观点在文艺复兴时期再次抬头，波里比阿重新被发现并被接受，从马基雅弗利到孟德斯鸠的著述中，它被广为提及。这种文明的周期性观点还见于14世纪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的著作和明代的程朱理学。在1725年《新科学》一书中，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将所有文明都描绘成三个阶段的循环往复：文明在经历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凡人时代或称理性时代之后，会通过维柯所称的“反思的野蛮”，再次步入神的时代。“完美的政府组织就如同完美的动物躯体构造，”英国政治哲学家博林布鲁克子爵亨利·圣约翰在1738年写道，“它们体内携带着毁灭的种子，虽然它们在一段时期内会成长完善，但它们很快会趋于解体，它们每过一个小时就意味着失去了一个小时的生命。”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是这样设想经济增长的：“富裕”终将会被“停滞”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