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弗格森：东西方文明谁胜谁负？（4）

人类的政治经济结构也具备复合体系的许多特征。事实上，一些非正统经济学家，如布赖恩·阿瑟，几十年来都保持着这种观点，他的学说超越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假说，长久以来引导着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各式个体，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后来对经济计划和需求管理的批判也是受他启发。阿瑟认为，一个复合体系是离散因子相互作用下的产物，它缺乏任何的中央控制。它由多种层面的组织构成，能够持续进行调整适应，并不断创造新的市场契机，它不存在总体均衡状态。与古典经济学的核心论点（竞争导致收益下降）相反，在经济复合体下，竞争很可能会提高收益。从这个角度看，硅谷就是一个卓有成效的经济复合体，同样，网络本身也是如此。而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也可以用类似的理论来解释。正如纳西姆塔·勒布所说，2007年春，全球经济就如同一个过于优化的电网，而美国次级抵押贷款拖欠行为造成的小小的涌动，即会导致金融体系跳闸停电，致使全球经济陷入黑暗，并在一段时间内造成国际贸易的瘫痪。圣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正在探索如何将这一独到理论应用于人类的其他集体行为，包括“元历史”。

这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复杂，因为相比金融危机，战争爆发的分布更不规则。物理学家兼气象学家刘易斯·弗莱·理查森曾对“致命的争端”进行归类，范围小至谋杀大至世界大战，他用以10为底数、总死亡人数的对数为标尺，对这些事件的严重程度进行划分。比如，一场导致100人死亡的恐怖袭击，其严重度为2。而一场导致上百万人死亡的战争，其严重度为6。（严重度为6±0.5的战争，它导致的死亡人数可从316228到3 162278。）理查森发现在1815~1945年，有300多起冲突的严重度达到或超过2.5（即导致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人以上）。在这当中，两次严重度达到7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造成至少3600万人死亡（约占总死亡人数的60%），该数据不包括战争引发的灾荒和疾病所导致的死亡人数。而数百万起严重度为0的谋杀事件（被害人为少数几人）累计造成的死亡人数为970万（占总死亡人数的16%）。这些数据初看时似乎完全随机，但它们也遵循着幂律分布规律。

战争像森林火灾一样难以预测，又由于战争直接关系到社会复合体的起落成败，因此任何一种理论对文明的兴衰都无法一言概之。文明从定义上讲是一个高度复合体（无论在形式上它设有怎样的中央权威机构），在本质上，它都是一个由经济、社会、政治构成的动态的、可进行自我调节应变的关系网。因此无论何种式样的文明，都会表现出自然界复合体的许多特征，包括容易发生时局突变，平稳可能骤变为动荡。

正如我们在最后一章所见，西方文明的最初雏形--罗马帝国的衰败消亡，并非缓慢而平静。它在5世纪初遭到匈奴人入侵后轰然倾覆，它的灭亡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又如印加人在1530年仍是站在岿然的安第斯城上俯视一切的霸主，但仅在10年不到的时间，一群外国人便用马匹、火药和瘟疫将这个帝国砸得粉碎。中国明朝的沦亡也是在倏忽一间，它从政权尚稳到被推翻同样历时十载不到。与此类似，法国的波旁王朝同样是从辉煌迅速陷入绝境。法国介入北美殖民地对英的独立，这在18世纪70年代看来似乎是明智之举，但它也将法国财政推入艰难窘困的境地。1789年召开的三级会议引发了政治连锁反应，王政迅速垮台，仅在4年后，国王即被送上断头台，而断头台这一新事物也只是在1791年才问世。在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运动时期，奥斯曼帝国似乎仍具备自我变革的能力，但到1922年，随着最后一位苏丹登上英国战舰离开伊斯坦布尔，他的政权也宣告灭亡。日本在1942年所占领的土地之辽阔可谓在其历史上从未有过，但到1945年亦不复当时。

大英帝国落日的到来也相当突然。1945年2月，英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尚能昂头挺胸地站在世界舞台上，作为“三巨头”之一，他在雅尔塔会议上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决定着各国的命运。但在之后的十多年间，缅甸、埃及、加纳、印度、以色列、约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锡兰以及苏丹纷纷独立，英国在其殖民地独立的浪潮面前已无能为力。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表明英国已无法在中东问题上与美国抗衡，大英帝国从此落幕。虽然直到20世纪60年代麦克米伦“变革之风”才吹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苏伊士东部剩余的殖民地地区，但英国的霸权时代在它战胜了德国和日本后不到12年的时间里即已告终。

较近的最为人知的时局骤变的例子当属苏联的解体。从事后的分析看，历史学家们可以把苏联体制内的种种腐化迹象推溯至勃列日涅夫时期或更早。据近期某一言论称，只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油价高昂，这才“避免了美苏大决战”，但这在当时并不明显。1985年3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时，美国中央情报局还（错误地）估计苏联经济规模约为美国的60%。苏联的核武器当量也的确超出美国。而那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从越南到尼加拉瓜，在之前的20年中大都也倾向于亲苏。而戈尔巴乔夫上台不到5年，苏联在中欧和东欧的统治便开始瓦解，在随后的1991年，苏联自身也宣告解体。如果说有那么一个国家，它是从悬崖上急坠而下，而不是徐徐降落，那它就是苏联。

如果文明是这么一种复合体，它遵循的不是从田园经鼎盛再到末日这种平缓的周期规律，而是迟早会因突如其来的、灾难性的故障而崩塌，那么今天的西方文明又意味着什么？首先，我们需要回顾西方是如何在1500年左右开始掌控世界其他地区的。

时下流行的观点认为，在1800年之前，中国在经济上一直都与西方并驾齐驱，但近期的研究结果驳斥了这一观点。中国明朝时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并远低于工业化前的英国。这是由于中国当时仍以农业经济为主，低生产率的农耕作物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0%，该比例远远高于近代早期的英国。此外，在1520年后的一个世纪中，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为负值，明代晚期并没有形成资本积累，这也与通行的观点不同。因此，彭慕兰所提出的东西方之间的“大分流”，其发端要远早于他所认为的时间。而已故的安格斯·麦迪森虽然认为1700年中国的平均生活水平略好于当时的美国（这点上他或许过于乐观了），但他同样估计早在17世纪初，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已超过中国60%，这还是很贴近现实的。

在此之后，中国的产值和人口保持同步增长，故而人均收入并不见长。而英语国家发展迅猛，西北欧国家也紧随其后。到1820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两倍于中国，到1870年拉开到5倍之差，到1913年差距达到了10倍。虽然美国之后受到大萧条的严重干扰，但远不及中国在悲苦的20世纪所遭遇的磨难，其间中国经历了革命、内战、日本入侵、更多的革命和运动、人为的饥荒，以及接踵而至的“文化大革命”。到1968年，若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将两国生活成本差异考虑在内），美国平均富裕程度是中国的33倍。若以美元当前汇率计算，两国在贫富最为悬殊时差距可达70∶1。

东西方大分流还体现在其他各个方面。1500年，世界十大城市几乎都集中在东方，其中又以北京为首（北京当时的规模相比残破的伦敦10倍有余）。而到1900年，大城市又几乎都集中到了西方，伦敦4倍于东京这一亚洲最大都市。东西方的分流在地缘政治上也有显现。如我们所见，后来成为现代全球帝国的欧洲10个国家在1500年时，其占地面积为世界领土的1/20，人口为全球的16%，产值所占世界份额略高于1/5。但到1913年，同样这些国家，另加上美国，控制了世界58%的陆地面积，拥有世界57%的人口，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74%，其中16%的国内生产总值为他们的殖民地所创造。此时西方与其他地区之间形成了惊人鸿沟，这种世界格局也让不少人认为白色人种具有优越性，而非白色人种在进步的过程中存在许多正式和非正式的障碍。这也是根本性的全球失衡。

我在本书开篇引述了拉塞勒斯的问题：“欧洲人为何能如此强大？他们为什么能如此轻易地踏足于非洲和亚洲，进行贸易或征服？亚洲人和非洲人为什么不能入侵他们的海岸线，在他们的港口设立殖民地，将法令加诸他们的王室？”埃米莱科对此的回答是“知识就是力量”。但他无法解释为什么欧洲人的知识优于其他人的知识。现在或许可以给拉塞勒斯一个更为满意的答案。为什么西方可以主宰其他地区，而非相反呢？我认为这是因为西方发展出6项撒手锏，这是其他地区所没有的。它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