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弗格森：东西方文明谁胜谁负？（5）

1. 竞争。欧洲的政治处于割据分裂的局面，在每个君主制国家或共和制国家内，都存在着多个相互竞争的集团。

2. 科学革命。17世纪，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所有重大突破均发生在西欧。

3. 法治和代议制政府。这一优越的社会政治秩序出现于英语国家，它以私有财产权以及由选举产生的代表财产所有者的立法机构为基础。

4. 现代医学。医疗保健在19和20世纪的所有重大突破都发生在西欧和北美，其中包括对热带疾病的控制。

5. 消费社会。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以棉纺织品为开端，涌现出大量提高生产力的先进技术，同时对物美价廉的商品的需求也为之扩大。

6. 工作伦理。西方人最早将更广泛而密集的劳动和更高的储蓄率结合在一起，从而促进了资本的持续积累。

这6项必杀技是西方崛起的关键。而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事实上可以追溯到日本的明治时期（1867~1912年），它其实是世界其他地区复制西方模式的时代。但这样的复制并非一帆风顺。日本并不清楚在西方的文化和体制中哪些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于是它全盘照搬，从服饰、发型到欧洲的殖民扩张政策。但不幸的是，到日本进行帝国建设的时候，已是帝国的扩张成本开始超出其所获利益的阶段。其他亚洲国家，特别是印度，由于错误地认为苏联所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要优于美国奉行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体制，从而浪费了数十年时间。但自20世纪50年代起，东亚国家相继追随日本开始仿效西方的工业模式，它们以纺织品和钢铁为起点，基于此逐步深化价值链。而现在对西方模式的借鉴也有取舍，内部竞争和代议制政府在亚洲的发展中并不突出，而科学、医药、消费社会和工作伦理（新教伦理在这里并不如马克斯·韦伯设想的那么强烈）却尤为重要。在世界经济论坛对各国（地区）近期竞争力的排名中，新加坡位列第三，中国香港位列11，随后是中国台湾（第13名），韩国（第21名），中国内地（第27名）。这个排名次序与这些国家开始市场化经济的时间顺序大致吻合。

中国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美国的19%，而它在30年前经济改革之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4%。中国香港、日本和新加坡早在1950年即已达到中国内地现今的水平，中国台湾和韩国也分别在1970年和1975年达到这一水平。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统计，新加坡目前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美国高出21%，中国香港与美国持平，日本和中国台湾低于美国25%，韩国低于美国36%。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内地在今后的数十年间也会沿着相同的轨迹发展。中国的工业革命规模最大，发展也最快。在短短26年内，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0倍，而英国在1830年之后的70年才实现了4倍的增长。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到2013年，中国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将超过10%（以当前价格计算）。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高盛的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27年赶超美国。而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打击更甚于中国，如果经济增长率仍维持目前的水平，那么若以国内购买力计算，中国的经济将在2014年超越美国；若以当前美元汇率计算，中国则将在2020年超越美国。事实上，在某些方面，亚洲时代已经到来。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的份额在新世纪伊始已经超过了德国和日本，并将很快超越美国。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其规模已经远远超越美国任何一座城市，它在非西方的大都市排名中位居第一。纯粹从数字上看，亚洲长期以来都是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而非洲人口的迅速增长则进一步加深了西方的颓势。就塞缪尔·亨廷顿的定义，西方国家即为西欧、北美和澳大拉西亚，其人口在1950年占世界人口的20%。据联合国估算，到2050年该比例将降至10%。而亨廷顿所统计的数据也从不同方面反映出西方的衰退：语言（西方语言占比在1958~1992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宗教（1970~2000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领土控制（1971~1993年有小幅下降），人口（自1971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1970~1992年下降4个百分点），军事人口（1970~1991年下降了6个百分点）。如果从1913年或1938年开始统计的话，西方国家的相对衰退在多个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

始于2007年夏的金融危机对于已经显露出相对颓势的西方国家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这次危机几近于大萧条，它之所以没有构成那么大危害，是由于三方面原因：第一，中国大量放出银行贷款，这缓解了对西方出口的疲软；第二，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大幅放松美国银根；第三，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推行巨额财政赤字，美国的借款更是连续3年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9%有余，为各国之最。这些措施与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做法截然相反，它自2009年6月起逐渐将世界经济拉出旋涡。然而在这一系列刺激措施下，发达国家的经济现仍处于宿醉阶段。出于多种原因，债券投资人对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这3个欧元区国家的财政政策失去了信心，这提高了它们的借贷成本，并进一步加深了它们的财政窘境。只要对这些国家公债的长期趋势稍加观察，就如国际清算银行在2010年初对此进行的分析，我们就能知道其中的原因。对于已经出现的严重的债务积累结构性问题，金融危机的到来更是雪上加霜。面临相同问题的还有英国和美国，但是在本书行文之际，只有英国对此采取了措施。

必须谨记的是大多数文明的衰落都与财政危机和战争相关。在之前所举的所有实例中，文明衰落之前都出现了严重的财政收支失衡，并且难以进行公债融资。回想一下16世纪的西班牙：1543年，西班牙2/3的经常性收入被用于支付公债的利息，该公债即为哈布斯堡王朝为自身融资的借款。及至1559年，公债利息支出已经超出西班牙的经常性收入。1584年情况稍有好转，利息支出占经常性收入的84%。但到1598年，该比例又回升至100%。或者回想一下18世纪的法国：从1751年到大革命前夕的1788年，法国还本付息的开支占税收收入的比例，从25%攀升到62%。19世纪的奥斯曼土耳其亦是如此：其本息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从1868年的17%，升至1871年的32%，并在1877年攀至50%。在拖欠巨额债务两年后，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地区也随即解体。最后来回顾一下20世纪的英国：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英国的债务支出占政府财政总开支的44%，并一直高于国防开支，直至1937年重整军备终于紧迫起来，才被国防开支反超。但注意英国真正的问题出现在1945年之后，当时英国巨额债务的很大一部分为外国持有：战后英国210亿英镑的债务中，外债高达34亿英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3。

自2001年起，美国联邦公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短短10年间翻了一番，从32%攀升至2011年的66%。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2010年的预测（使用的是“另一财政预设情景”，国会预算办公室认为这种预设情景相比“基准线扩展情景”，其政治可能性更大），美国联邦债务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将会在2021年达到90%以上，到2031年该比率将攀至150%，并在2047年达到300%。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数字尚不包括高达100万亿美元并且未备基金的医疗和社保系统的负债，这些数字也不包括各州政府迅速增长的财政赤字，而公务人员退休金计划中日益扩大的负债也未考虑在内。由此可见，美国的财政处境相比希腊更为艰难。债务对财政收入比率达312%的希腊已是举步维艰，而根据摩根士丹利的计算，美国的债务对财政收入比率已高达358%。

虽然这些数字已令严峻的形势表露无遗，但人的主观感受却是影响财政稳定更重要的因素。目前世界各国仍期待美国能够挣脱泥沼，用丘吉尔的话来说，我们相信美国会做正确的事--在它尝尽其他一切可能之后。

20世纪80年代拉响的赤字警报实为虚惊一场，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出现预算盈余。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这种悠然的心态竟延续了很久，在各种统计数据指标闪起红灯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未引起警觉。但是有一天出现了一条看似偶然的坏消息，可能是某家评级机构给出的负面报道，原本祥和的新闻环境骤然掀起轩然大波。突然之间，不再是少数专家在担心美国财政能否支撑下去，而是人们的普遍恐慌，外国投资者更是惴惴难安。当一个可自我调节的复合体中，个体广泛对它能否维持失去信心时，它就到了倾覆的边缘。自2007年夏，全球经济这一复合体倏忽间由荣转败，就是因为投资者对次贷偿还能力的预期突然发生改变，致使高杠杆化的金融行业瞬时崩盘。如果这些投资者开始对美国政府的信用度重新评估的话，可能会引发下一阶段的危机。无论美国采取的是零利息率还是财政刺激措施，一旦美国内外普遍认为这些措施将导致通货膨胀或债务违约的话，美国经济就无法实现可持续性复苏。正如经济学家托马斯·萨金特在20多年前所指出的，这种预期是自我实现的，因为决定通货膨胀的不是基础货币的供应量，而是它的流通速度，而货币流通速度又是预期的函数。同样，决定政府偿债能力的不是债务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而是投资者所要求的利率。如果投资者对政府未来偿债能力的预期和对货币稳定性的预期发生改变，那么债券利率便会扶摇直上，而新债利息的提高将促使已然严峻的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信心丧失的结果便是利率和赤字相互抬升的恶性循环，这也正是2010年发生在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身上的事。

的确，日本能够将公债对国内生产总值比率抬至更高而不触发信任危机。但是，几乎所有的日本债务都在日本投资者和机构手中，而美国联邦公债的一半为外国投资者持有，其中1/5握在中国货币当局手中。唯有依靠印制国际主要储备货币这一“过度特权”，才能为美国争取到片刻喘息的时间。但此举招致中国强烈不满，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2010年10月表示：“由于美国发行货币失控，国际商品价格持续上涨，这让中国受到输入型通胀的冲击。”中国银行的经济顾问夏斌认为，美国在“失控地”、“不负责任地”印制货币，他表示：“如果不控制美元这种国际货币的发行，另一场危机就将无法避免。”中国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苏景祥指责量化宽松政策（由美联储购买政府债券）实质上一种“金融保护主义”。2010年11月，中国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降为A+，评级展望为负面。

中国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自经济滑至谷底以来，除少数商品外，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在持续上涨。中国官方所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在2009年7月到2010年6月期间缩水了10%。即使黄金价格达到前所未有的高价，中国仍在2010年将其购入作为抵御通货膨胀的保值手段。然而美国担心的不是通货膨胀，而是通货紧缩。美国物价目前的增长速度是自20世纪50年代消费者物价指数诞生以来的最低水平。虽然美联储作出了多种努力，但广义货币仍在收缩，信贷也迟迟不见增长。即便10年期债券的名义利率处于低位，长期实际利率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可能呈现上行，这意味着居民、银行以及政府所承受的沉重债务难以通过通货膨胀得到缓解，而以通货膨胀来抵消负债是许多国家在20世纪20年代和70年代采用过的成功手法。经济增长将持续低迷，这也意味着美国政府会继续实行赤字预算--即便是小额赤字，也仍会增加利息支出。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另一财政预设情景，联邦债务的利息支出占联邦税收收入的比重将从9%升至2020年的20%，2030年将达到36%，2040年将达到58%。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预见许多事情，其中一件便是美国将迅速削减海外军事投入。国会预算办公室已经就美国海外驻军若能在2013年前裁军3万人所省下的经费进行了预测。当利息支出占联邦政府收入的比重超过军事开支时，裁军也为意料中的结果，并且它也会在不久后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