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弗格森：东西方文明谁胜谁负？（3）

唯心论者和唯物论者在这点上也达成共识。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来说，运用辩证法才能对历史进行明白无误地剖析。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认为历史具有季节性，他在《西方的没落》（1918~1922年）中写道，19世纪是“西方的冬天，它是唯物主义和怀疑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国会和金钱的胜利”。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12册巨著《历史研究》（1936~1954年）中提出挑战和应战的循环理论：人们在少数有创造力的精英领袖领导下成功地回应挑战，文明从而兴起；又在领导阶层停止创造性回应时衰微。另一个宏大理论来自俄国流亡社会学家索罗金，他认为所有的主要文明都经历三个阶段：观念阶段，（这一阶段现实体现在精神层面），感知阶段（这一阶段现实体现在物质层面），理念阶段，（它是前两者的结合）。美国历史学家卡罗尔·奎格利在乔治敦大学外交事务学院任教时，教导他的学生（其中包括未来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文明如同人类可分为7个年龄段：结合、妊娠、扩张、冲突、大帝国、没落和入侵。奎格利在解释生命周期理论时有一段经典的话：

在演进过程中，每种文明都由诞生之初，开始进入迅猛发展阶段，其间，它的规模和实力不断增强，直到内部矛盾逐渐显现。当危机过去后，这一文明将经历重组，它的活力和士气都有所削弱，它变得稳定，并最终滞留不前。在度过了和平及繁荣的黄金时代后，它再次出现内部危机，此时首次显露出人心的背离和国力上的虚空，这也让人们对这一文明是否还具备抵御外敌的能力产生质疑。随后这一文明逐渐式微，直至被外敌侵吞，并最终消失。

以上的理论模式虽各有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历史具有节律性。

虽然如今很少有人再去读斯宾格勒、汤因比或索罗金的著作（奎格利倒是仍被阴谋论者所津津乐道），但类似的思想在更多现代学者的论作中清晰可见。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1987年），就是另一部对历史的周期性进行阐述的论作。书中认为，大国的兴衰取决于其工业基础的增长速度，以及相对于其经济实力的帝国扩张成本。这一思想暗合了科尔的组画《帝国的兴衰》，认为帝国的扩张为未来的衰败埋下了隐患。保罗·肯尼迪写道：“如果一个国家战略扩张过度，它将面临这样的风险：过度扩张所带来的潜在利益将无法弥补其庞大的开支。”他认为，这种“帝国的过度扩张”现象是所有大国的通病。保罗·肯尼迪这本书一经问世，这种顾虑便被许多美国人所认同，他们担心自己的国家也将被这一疾病击垮。

贾德·戴蒙近期提出的关于兴衰变迁的理论再次引发共鸣。他的《崩溃：失落与延续的文明》（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2005年），是一部绿色年代的周而复始的变迁史，它讲述了多个文明的兴亡故事，包括从17世纪的复活岛到21世纪的中国，这些文明或已为滥用自然资源付出代价，或者正在为此承受着风险。戴蒙援引了美国探险家和业余考古学家约翰·劳埃德·史蒂文斯--正是他在墨西哥发现了惊人的玛雅文化遗迹--的话：“这里就是那些享有过高度文明的奇特民族的遗骸，他们经历过国家起起落落的各个阶段，步入他们的黄金年代，而后消亡。”根据戴蒙的观点，玛雅跌进了典型的马尔萨斯陷阱：其脆弱低效的农业系统无法负荷它过快的人口增长。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开垦，更多的开垦则意味着森林砍伐、水土流失、河渠干涸和土壤耗竭。结果就会因争夺日趋减少的资源而引发战乱，并最终招致灭亡。

戴蒙的推断自然是今天的世界也可能步玛雅文明的后尘。关键问题在于自然环境的自杀是一个缓慢而漫长的过程，而不幸的是，无论是落后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几乎所有社会的政治领导人对这个可能在100多年后才会彰显出的问题置之不理。虽然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发出了清晰而殷切的呼吁：为子孙后代保护地球。但与这个问题相比，解决当前贫富国家之间在财富分配上的争端则显得更为紧迫。我们爱自己的孙子，但之后的子子孙孙便无暇顾及了。

然而是否有这么一种可能：这种周期观念的总体框架是错谬的。科尔艺术创作中所展现的文明由诞生到成长直至死亡的漫长周期变迁，可能是对历史进程的错误解读。历史演变是否有可能并不遵循缓慢的周期规律，而是一种心律失常的悸动：有时看似平静，却蕴涵着激烈的躁动因子。历史的时钟是否有可能并不像季节更替那么缓慢悠长、可以预测，而是像我们做梦的时间一样忽长忽短。总之。文明的崩塌是否有可能并不需要靠几个世纪来酝酿，而是像夜贼一样突然来袭。

正如我在本书中所力图展现的，文明是一个复合体系，它是由众多交互因子组成的非对称的机体，它的结构较之埃及的金字塔，更像纳米比亚白蚁的蚁丘。它行走在有序和无序之间，处于一种被计算机学家克里斯托弗·兰顿称为“混乱的边缘”的状态，这样的体系在一段时期内可能运转平稳，并能够持续地进行自我调节应变。但它也有出现危机的时候，一个细微的扰动就可能让它从良性的平衡状态滑向沦亡，一颗沙粒也能造成一座稳定的沙塔的坍塌。

为能理解这种复合性，我们不妨来参考一下它在自然界是如何体现的。设想一个蚁群自发性的组织机制，它让50万只白蚁构筑起复杂的蚁丘；或设想一下由水分子构成的雪花的分形几何，它能变化出无数种各式的六边形。人类的神经系统也是一个复合体系，它由中枢神经系统中10亿个相互作用的神经元构成，它被神经学家查尔斯·谢林顿称为“被施过魔法的梭机”。我们的免疫系统同样是一个复合体系，我们的抗体会自发抵御外来抗原。自然界的所有复合体系都有一些共同特征。对于这种复合体系，一个细小的介入都可能会引发剧烈而未曾预料的变动，科学家将其称之为“放大器效应”。

其间的因果关系通常是非线性的，这也意味着传统的通过观测的归纳法（如趋势分析和取样）难有作用。事实上，甚至有理论家认为这种复合体系具有完全的非确定性，这也意味着我们无法依据过去的数据对它们未来的行为进行预测。我们可以用典型的或惯常的森林火灾来解释这个问题。借用现代物理学术语，森林在火灾发生前处于“自我组织的临界”状态，它摇摇摆摆地走在火灾的边缘，但火灾规模大小是个未知数，因为森林火灾规模的分布并不遵循常见的钟形曲线，并非多数火灾都集中于平均值上下，这不像多数男性的身高处于175厘米附近。但是，如果你想在火灾大小与其发生频率之间得出函数关系的话，你将得到一条直线。下一场火灾是大是小，是小如篝火还是燎原大火？我们最多只能说今年发生两倍于去年火灾规模的可能性大约是去年的1/4（或者1/6，或1/8，取决于它是何种森林）。这种模式被称做“幂律分布”，它在自然界非常普遍，不仅森林火灾遵循这种分布规律，地震和时疫也同样如此，只是那条函数直线的陡度不尽相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