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超级换届年里的战争风险（2）

经济变动带来的风险

某些政治和经济变动还在加大当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战乱风险。因为经历了跨越式经济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普遍存在社会矛盾上升的软肋，当前的经济转折很有可能引起其社会矛盾急剧激化乃至爆发，并为强势国家创造冠冕堂皇介入干预弱势国家的借口。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社会矛盾上升，一大背景就是自1980年代“里根-撒切尔革命”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逐步席卷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状况恶化已经成为近30年来的世界性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概莫能外，差别不过是程度大小和持续时间长短而已。

论收入分配，由于绝大多数人的收入主要来自劳动收入，资本收入通常集中于富有、乃至最富有阶层，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份额及其变动能够显示一国收入分配格局是有利于劳动者还是资本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人类发展报告》指出，1990~2008年间，印度与俄罗斯、美国劳动收入占比大幅下滑了5个百分点，以至于带动世界平均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了2个百分点。而在过去20年里，《2010人类发展报告》一项研究覆盖的110个国家中竟有65个国家出现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198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上升的国家比下降的国家更多。过去30年里，不平等程度得以改善的国家中至少有两个以上的状况又恶化了，最显著的是前苏联国家。目前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比几十年前加剧了。论社会福利状况，从健康到公共教育，1980年代以来、特别是苏东剧变以来人类发展领域的减速和倒退更是不胜枚举。

不错，过去10年里新兴市场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增长业绩相当显赫，但经济增长未必等于社会矛盾缓解消除，假如与经济增长伴生的是分配不公、腐败等问题，那么这样的经济增长反而会加剧社会矛盾，而政府被利益集团挟持绑架，致使经济增长未能惠及全民，正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高发病。

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的特点更加大了社会矛盾的风险。就总体而言，其它条件相同，与制造业驱动的增长相比，初级产品行业驱动的增长会带来更多的腐败、两极分化和暴力压榨，从而产生较多的社会矛盾。因为制造业企业处于永恒的买方市场，企业需要创新才能取悦消费者而卖出产品，实现增长；但初级产品行业经营的关键在于占有资源，牛市时期尤其如此，即使没有取悦于下游产业的创新，只要能够“摆平”相关方面势力，占有资源，就能大发利市。近10年来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业绩虽然显赫，但相当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初级产品牛市，其助长社会矛盾的副作用可想而知。

更有甚者，初级产品行业的发展和牛市还会在国内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群体之间激起更多的争夺资源利益的冲突矛盾。看看北海油田开发如何激励了苏格兰分离主义势力，看看尼日尔河三角洲石油资源开发如何促进了尼日利亚国内分裂主义运动的勃兴，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不仅如此，持续近10年的初级产品牛市已告终结，初级产品行情正在步入熊市，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将因熊市而蒙受重创；牛市中迅速滋长起来的社会矛盾将因熊市而加剧，政府能够用来化解纷争、息事宁人的财政收入却因为熊市而锐减，这将是今年和未来数年中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面临的困境。而经济危机、财政危机、社会危机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更将是某些国家和地区的梦魇，也将给外部势力干预创造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