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现象”的回顾与反思（2）

（三）拉美政坛整体向“左”转

自20世纪末以来，大部分拉美国家左翼领导人先后通过大选上台执政。1999年1月，查韦斯大选获胜，当选为委内瑞拉总统，标志着拉美左派新阶段的开始；2003年初，巴西劳工党领袖卢拉当选年初两届任期届满卸任时其民众满意度仍高达创记录的85%以上，其选定的继任人罗塞夫以高票当选新一届总统）；2004年3月初，乌拉圭进步联盟－广泛阵线主席瓦雷·巴斯克斯当选；2005年1月，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领导人莫拉莱斯、智利社会党领导人巴切莱特当选。2006年是拉美的大选年，又有一批拉美国家左翼领导人或者再次连任或者新当选为国家总统。在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乌拉圭、多米尼加、巴拿马、秘鲁、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厄瓜多尔等国，左翼政党获得了执政权。拉美“向左转”几乎是新世纪国际社会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左翼领导人在拉美13个国家通过大选赢得政权。这些国家总人口占拉美地区总人口的70%以上，国土面积占拉美地区总面积的80%以上。难怪俄共主席久加诺夫说：“这是一块我们正在见证其加速‘变红’的大陆。”

拉美左派分为两种：激进左派和温和左派。激进左派以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和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等为代表，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公开宣称搞社会主义。温和左派以巴西总统卢拉（以及继任者罗塞夫）、智利总统拉戈斯、阿根廷总统基什内尔（以及继任者费尔南德斯）和乌拉圭总统巴斯克斯等为代表，表面不说搞社会主义，实践活动却带有社会主义性质。

（四）西方主流思想家纷纷“走近马克思”

苏东社会主义实践失败之后，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狂潮，以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的部分思想家们大肆宣扬“历史终结论”，“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或早已过时）”等话语甚嚣尘上，几乎成为一种“流行病”。“配合着流畅的进行曲节奏，它福山——引者按）宣称：马克思已经死了，共产主义已经灭亡……它高呼资本主义万岁，市场经济万岁，经济自由幸甚，政治自由幸甚！”［2］原苏东国家混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内的一批投机分子，曾经从执政党那里获得好处，现在也面不改色地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加入了反马克思主义的大合唱。

然而，令人深思的是，当代西方最负盛名的思想家德里达、詹姆逊、哈贝马斯、吉登斯却不约而同地走近马克思，在世界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代法国哲学大师、解构主义创始人德里达(Jacques Derri-da)郑重推出了《马克思的幽灵》。他在书中指出“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回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3］德里达大声疾呼：“向马克思致敬”，马克思主义的确是“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4］“不反复阅读马克思，将是一个理论的、哲学的、政治的责任方面的错误”。［5］美国后现代主义大师詹姆逊（F.R.jame-son），因其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而被誉为“引导了美国人文学科的方向”，詹姆逊一向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苏东剧变以后，他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声言“我同马克思的联系出于兴趣”。德国当代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掌门人哈贝马斯（JuergenHabermas）在苏东剧变以后与非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论战，他向世人宣布“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我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英国社会理论家吉登斯是“第三条道路”的提倡者和发扬者，被称为布莱尔的“精神导师”，更有甚者称其为欧洲导师，他塑造了英国工党，并广泛地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末的政治气候。苏东剧变后，吉登斯声称“虽然不再时髦，但我仍看重马克思”，［6］并把马克思的某些观点纳入他的“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中去。

(五）马克思多次被评为“千年伟人”

“马克思现象”诸多表现中最引人注目、具有世界性影响和轰动效应的还要数“千年伟人”评选活动。1999年7月，英国剑桥大学文理学院几位教授发起，就谁是人类纪元第二个千年的“第一伟人”这一命题进行了校内的征询、推选。结果是马克思位居第一，爱因斯坦居第二。同年10月，英国BBC广播公司又以同一命题，在国际互联网上公开征询投票一个月。一个月后，汇集全球投票的结果，仍然是马克思第一，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分列其后。2002年12月，英国路透社在政、商、学术、艺术四界的名人中评选“千年伟人”，共39名候选人。结果，马克思又同爱因斯坦和甘地入选。最近的一次调查是2005年7月，英国BBC广播公司调查“谁是现今英国人心目中最伟大的哲学家”。3万多名听众参与，结果是马克思以27.93%的得票率荣登榜首，《经济学家》周刊极力推荐的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被远远地抛在后面，得票率仅为12.6%。西方其他著名思想家柏拉图、康德、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更是望尘莫及，黑格尔甚至没有进入前20名。

二

千年之交，“马克思现象”为什么再一次生成呢根据西方学者的论述以及来自西方社会和媒体的声音，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折服于马克思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文章

西方“马克思现象”的出现，确实部分地源于马克思的个性特质和精神品质。因为西方很多人并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也并不懂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但是他们相信马克思，马克思的人格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担保。马克思的人格力量关键在于不为世俗利益放弃信仰。在一个物欲横流、资本逻辑操纵一切的社会中，马克思一生贫困潦倒、居无定所，但始终忠于信仰，献身于全人类的解放事业。

马克思一生贫困潦倒。古希腊哲学家泰勒说“哲学家要富起来是极为容易的。如果他们想富的话。然而这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马克思也一样，马克思要想富起来是很容易的，但是这确实不是他的兴致所在。为什么这么说呢？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凭马克思的学识、才华，无论经商、当律师，做个百万富翁是不成问题的；最差也可以像黑格尔、康德那样成为知名大学的知名教授，过上中产阶级的殷实生活。但是马克思对这些毫不沾边，偏偏挤身于“上无片瓦、下无寸地、中无寸金”的穷人之中。读过马克思书信的人无不为之动容。1859年1月21日，马克思在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后写了一封信给恩格斯，他在信中说：“倒霉的手稿写完了，但不能寄走，因为身边一分钱也没有，付不起邮资和保险金；而保险又是必须的，因为我没有手稿的副本。所以我又不得不请你在星期一以前寄点钱来。如果你能寄来两英镑，那就好了，因为我把几笔小额债务的付款日期推迟到星期一，到期绝不能再拖了。……在继续写稿以前，先给自己放一星期假——我能不能找个弄钱的门路。未必有人会在这样缺货币的情况下来写关于‘货币’的文章！”［7］确实，马克思是在毫无“资本”的情况下写成了《资本论》，在缺乏货币的情况下写成了关于“货币”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