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现象”的回顾与反思（4）

第二，时间标准：以理论产生的先后作为评判理论真理性的标准。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世纪，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时代不同了，所以马克思主义过时了；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的产物，现在开始步入后工业社会了，所以马克思主义过时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曾经是有用的，但现在不再有用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在“闹革命”的地方“受欢迎”，在搞建设的地方则“不需要”和“不适用了”搞计划经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搞市场经济不行。

时间标准是不能成立的。一种思想的新与真，老与假没有必然联系，最新冒出来的思想可能一开始就是谬误；一个古老的思想可能是永恒的真理。时间不能成为判断真理的标准。只要没有超出理论的适用范围，真理就不会过时。

第三，个体标准：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马克思个人的主义，忽视后人尤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一旦马克思个人的某些论断在今天不适用了，就断言马克思主义过时了。

个体标准是不能成立的。不能用个体标准来判断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正如牛顿死了，牛顿力学、物理学没有死；马克思过世了，马克思主义还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动态的生成物，是一个过程。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个人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是不能等同的，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15］

那么，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实践标准。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16］马克思主义只要不是专制的理论，不是思想的霸权，它就逃不脱实践的检验。

马克思主义依旧能够满足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需要，因而不会过时。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7］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正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满足当今世界的需要，在中国，情况更是如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国所取得的每一点成就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现在，“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最极端的思想上的敌人或无知的假知识分子才可能会真的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过时。”［18］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最极端的思想上的敌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二）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反对“无用论”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在某种程度上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无用论”，除此之外，“无用论”的逻辑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作用扩大化。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无所不能、包打天下、经世致用的工具，可以为一切现实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可以达到“立竿见影”效果。一旦马克思主义无法为一切现实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就断言：马克思主义无用。

工具主义态度是站不住脚的。殊不知，马克思主义不同于科学技术，它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是非直接性的，不能在理论研究中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绝对不能把马克思主义降低为“工具”。过去所谓学了马克思主义会有“立竿见影”效果的观点，实际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狗皮膏药。实际上，任何理论都有自己的作用领域，在这个领域之外，它是无能为力的。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

其二，资本逻辑——马克思主义价值功利化。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商品化的社会，资本逻辑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很多人自觉不自觉地以资本逻辑来衡量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在判断马克思主义有用无用的问题上，以马克思主义能否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为标准来衡量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能带来直接的商业、经济利益，因此断言马克思主义无用。现在社会中那么多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甚至连大字也识不了几个的人，却成了腰缠万贯的大款，这似乎又成了马克思主义无用论的一种佐证。

资本逻辑是片面的。其实，我们只看到了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的作用，却很少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力量。自然科学有用，因为它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但马克思主义也有用，而且它的作用大到你根本无法用金钱来衡量。比如，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对农业生产力的解放作用，全世界都认可。袁隆平说，如果，我们的杂交水稻在全世界的播种面积能从3000万亩增加到2亿亩，那么，我们就可以多养亿人；但是又有谁具体计算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农业生产力的解放作用有多大呢？多养了多少人呢？我们知道，建国初期，我们有4亿人，但那时是吃不饱，现在是13亿多，我们的粮食还有多，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邓小平理论的作用。再比如，苏联依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只花了60年左右的时间就把苏联建成了一个超级大国，可以说苏联是打不跨的。但是，一旦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苏联就不打自跨了。你说，马克思主义有用吗？

其三，实用标准——马克思主义功能实用主义化。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把现实中存在的一切负面现象归咎于马克思主义，因对现实的失望而断言马克思主义无用。现在社会上确实存在很多消极现象，如腐败、贫富悬殊、城乡差别拉大等，有些人武断地认为这就是马克思惹的祸，就是因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

实用标准是不能成立的。首先，不能将社会主义事业的丰功伟绩错误地归功于非马克思主义。我们不应忘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这些丰功伟绩都在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其次，也不能将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消极现象错误地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现实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不是马克思惹的祸，并不是因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恰恰是因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无用论”既不符合历史，也有悖于现实。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就参与了对这个世界的理性塑造，资产阶级虽然反对马克思主义，但不得不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现在他们又捧起了《资本论》，试图找到破解金融海啸的捷径。马克思的理论和学说象“一个幽灵”始终徘徊于世界的上空，“马克思”仍然是当代世界无法绕过的巨大身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价值更是举世瞩目。正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也成了改革开放、社会变革的先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命题也是当代中国的核心理念。可见，“马克思主义无用论”是不能成立的。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反对“多元论”

“指导思想多元化”的实质是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表面上是要求与马克思主义分享指导地位，但实际上只是一个借口，一个幌子，企图偷梁换柱，一旦取得成功，最终搞的还是指导思想一元化。试想，如果“六四”搞成了，那么中国决不会出现几个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决不可能作为指导思想之一与其他指导思想平起平坐。可见，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只是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一种策略。我们知道，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主张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他提出反对所谓“垄断理论”，要“使每种报刊上都出现社会主义的多元论”。结果怎么样呢？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成为指导思想中间的一个，而是被彻底边缘化了。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旦丧失，其破坏性远胜于一场战争。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经济下降了52%，远远高于卫国战争时的22%。

“指导思想多元化”违背了意识形态运动的客观规律。“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9］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铁的规律。“指导思想多元化”违背了这一铁的规律，注定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可能存在多种思想，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始终是、而且终归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它也必然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一个阶级在经济上占支配地位，那么它也必然在政治、思想、文化上占支配地位。

“指导思想一元化”非中国特有，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现在，国外攻击中国搞指导思想一元化，国内也有不少人跟着起哄，应该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似乎指导思想一元化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现象，似乎社会主义国家大搞思想钳制和垄断，搞思想霸权。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指导思想一元化，这是不同国家（地区）、不同历史时期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不同性质的国家有不同的指导思想，这是它们各自的特殊性；但是，总有一种思想处于指导地位。古今中外，指导思想多元化都是不存在的。有人说，古希腊学派林立，先秦时期百家争鸣，不就是指导思想多元化吗？其实，学派林立并不意味着指导思想林立，百家争鸣也不是“百家”同居于指导地位。“指导思想多元化”从来不是现实，也永远不会成为现实。

反对“指导思想多元化”决不意味着反对“社会思想多样化”。居于指导地位的思想始终是一元的，但是社会生活中思想应该而且必然是多样的，因为，我们无权禁止别人思想。我们决不能以反对“指导思想多元化”为名搞思想钳制、思想专制和思想霸权。“指导思想多元化”与“社会思想多样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比如中国，指导思想是明确的，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但社会思想却是多样的。现在学术界不就是学派林立吗。有研究新自由主义的，有研究新保守主义的；有后现代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新左派；有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有主张文化保守主义的。我们要反对“指导思想多元化”，但同时要鼓励学术争鸣。“必须结束过去那种在理论研究中‘定于一尊’的局面，破除封建意识，倡导学术民主和理论民主。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学术和理论面前人人平等。”［20］总之，一个文明健康的社会，总是兼容并包，尊重思想多元的。“天下有道而庶民议”，才有层出不穷的思想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