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功：中国如何在“碳政治”中角逐（2）

“碳政治”的科学建构：“世界主义”与新能源技术

环境问题虽然是“全人类关注的问题”，但并不一定是“全人类的问题”，相反环境问题很大程度上具有局部性。比如我们所熟知的河流污染、土地污染、沙 尘暴等等都是局部性问题。太湖污染并没有直接影响到北京人，而中国前几年的沙尘暴虽说对日本有所影响，这也主要是媒体的渲染。在这个意义上，环境政治具有 很明显的地方性特征，难以成为全球政治。

可是，当欧洲人将环境政治作为其“世界主义”理念的一部分时，必须将其建构成欧洲人共同关心，甚至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反 核运动虽然引起欧洲人的共同关注，但无法引起全球的关注。在这种背景下，欧洲左翼政治所追求的“世界主义”必须在环境政治中找到一个属于“世界主义”的恰 当话题。由此，全球环境政治就不可能选择河流污染、土壤污染等问题，而恰恰是气候本身的流动性和不可分割性，使得“气候问题”被挑选为全球环境政治的话 题。

假如要问全球气候为什么变暖？你可能想到太阳运动、宇宙的星际结构变化等。确实，地球的起源、冰河世纪的结束、恐龙的灭亡等问题，对于今天的科学技 术而言，依然属于难解的谜团。由此，在一些科学家看来，目前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科学解释很大程度建立在假设基础上。我们在这些问题上主要依赖对科学的信 仰，就像原始人对闪电来自雷公电母的信仰一样。恰如古代无法排除巫术政治或神权政治一样，今天人类也无法根除基于对科学的信仰而产生的政治。目前影响全球 的“碳政治”实际上是欧洲人利用人们对科学的信仰甚至迷信，精心建构的一套科学和政治话语。

欧洲人推动的环保政治之所以能够从欧洲地方政治变为世界政治，首先就在于建构出全球气候变暖与全人类毁灭之间的科学联系，然后再建构出人类活动与气候变暖之间的科学关系。而人类活动与全人类毁灭之间的中介环节就是二氧化碳排放导致气候变暖的“温室气体效应”的科学理论。

这样一套科学话语的建构必然导致全球“碳政治”的兴起，即必须控制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中会导致全人类毁灭的“碳排放”。正是在科学话语与政治权力的互 动中，环保问题被转化为全球气候问题，而气候问题被进一步转化为“碳排放”问题。由此，“碳排放”成为欧洲环境政治中展现“世界主义”理念的唯一要素。

如果说“碳排放”正在毁灭整个地球，毁灭全人类，“碳排放国”自然成了毁灭人类的撒旦，而欧洲人也就变成我们这个科学理性时代的“新耶稣”，正在承 担起拯救全人类的历史使命。正是通过“碳政治”的科学话语建构，欧洲人建立起相对于美国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优越感和使命感。今天，“碳政治”差不多已经成了 欧洲人的“公民宗教”，成为欧盟增强其内部凝聚力的价值准则和政治认同基础。

在“碳政治”背后的“世界主义”理念的道德优越感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深深地潜藏在欧洲文明骨子里的种族主义情绪。今天，我们不理解欧洲人这种潜在的 种族主义的优越感，就无法真正理解“碳政治”以及由此带来的中、欧在经济贸易中的绿色壁垒，也同样无法理解欧洲人在人权问题和西藏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

在上述科学话语与环境政治相互建构的背景上，我们才能理解全球“碳政治”的起源和发展。尽管早在19世纪末，瑞典科学家斯万特•阿尔赫尼斯 (Svante Arrhenius)就提出温室效应概念，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各国科学家仍很少对气候变化问题进行系统研究。1972年召开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 议，虽然提出气候变化问题，但并没有引起科学家的关注。然而，恰恰是欧洲环境政治在20世纪80年代逐步兴起，全球气候成为政治辩论的话题，才推动了科学 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1988年，在欧洲人推动下，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建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同年召开的多伦多会议上，有关气候 变化问题科学辩论演变为国际政治辩论的一部分。紧接其后的1990年，欧共体代表在“第二次世界气候大会部长级会议”中首次提出保护大气层和控制二氧化碳 排放的主张，并提出立即开始“气候变化公约”谈判的主张，从而拉开《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的序幕。在这个过程中，IPCC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

1990年，IPCC第一次发布的《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确认了对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基础，直接推动1992年6月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各 国政府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5年，IPCC第二次发布的《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直接推动《京都议定书》的签订。2001年7月，IPCC 第三次发布的《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直接推动马拉喀什会议的成功。2007年12月，IPCC第四次发布《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之后，欧盟、澳大利亚、瑞士等 发达国家强调各国应基于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的结论来安排2012年之后全球减排的国际谈判。

需要注意的是，IPCC并不是一个科学研究机构，而是一个有科学家参与的政治机构，其目标不是探索地球变暖的科学知识，而是对相关科学知识进行综合 并作出政治评估，即评价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同时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该组织所发布的评估报告是以科学话语的面目出现的，其政治功能就类似 形形色色的国际经济组织和评级机构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发挥的影响。

可见，在科学研究与法律安排之间，“碳政治”的作用就是按照既定的政治目的和意图对科学研究的结论加以选择、组合和评估，由此产生一整套发挥着政治 功能的科学话语，或者以科学面目出现的政治报告。由此，与其说IPCC的报告影响着国际公约中的法律安排，不如说为了实现国际公约的预定的安排，IPCC 必须发布与此相适应的科学评估报告。因此，“碳政治”确实不同于传统的实力政治，而是一个围绕科学话语和法律规则而展开的新型政治游戏，卡恩对欧洲人的这 种诉诸协商和规则的“女人气”游戏充满了嘲讽，他欣赏的是美国人诉诸实力的具有“男人气”的政治游戏。然而，就“碳政治”而言，欧洲人利用女性的耐心和难 缠，竟然把这个游戏玩成了。

“碳政治”不同于传统的国际政治，尽管实力政治很重要，比如美国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但这种实力必须通过科学话语和法律规则来 玩，否则就要承担道德风险，而道德风险最终会转化为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布什政府的实力政治在中东问题上的失败就与抛开欧洲单干从而承担“新帝国主义”的 巨大道德风险有关，而在环保问题上也面临着类似的道德风险。由此，奥巴马政府无论在中东问题，还是在环境问题上，都不得不向欧洲人的道德标准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