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功：中国如何在“碳政治”中角逐（4）

在全球“碳政治”中，欧洲人的优势就在于话语优势和新能源技术优势，然而操控话语一直是美国人的强项。但美国人还有另外三项优势：信息技术、金融技 术和法律技术。与欧洲从新能源的角度关注全球气候不同，美国从资本的角度关注环境。其实，早在全球左翼运动高涨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就已经完成以全球 环境污染问题作为政治话题的战略报告——《铁山报告》。对于这份报告的来源至今莫衷一是，甚至引发关于版权的司法诉讼。但重要是，这份报告反映了美国资本 力量对全球环境的态度，即如何在政治话语中炒作环境话题以便为资本获益开辟新的渠道。

宋鸿斌在其《货币战争》中表明，美国人以往环境关怀的对象并非气候，而是全球湿地，美国人主导的“世界环境基金”正通过资本的力量掠夺全球土地。然 而，一旦美国从其国家利益出发，把新能源技术的发展作为其国策，资本力量就会迅速与新能源技术结合，而且其信息技术在新能源技术的运用（比如美国在中国极 力推广的“智能电网”）也会把新能源技术推向一个新境界。

由此，美国若重返《京都议定书》，带来的不仅是强大的金融技术推动“碳金融”的迅速扩张，而且会利用信息技术改变新能源技术的发展走向，更会利用其 强大的法律技术优势来修改《京都议定书》以来形成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标准，从而制定一系列对其有利的规则和标准。对于中国而言，对美国未来走向的预判无疑是 制定国家战略的前提。

中国虽已加入《京都议定书》，但由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属于不承担减排义务的“非附件一缔约方”国家。由此，目前中国是《京都议定书》的受益国。国内最近开始热炒“碳交易”仅仅指的是通过CDM机制进行的碳交易。

据统计，在发达国家要实现减排的成本在100美元/顿碳以上，而在中国实现减排的成本仅仅是20美元/顿碳，这种巨大的成本差异使得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通过CDM实现减排义务的庞大市场。

有关统计显示，目前中国通过CDM实现的减排量已经占到全球CDM市场上的1/3左右。中国之所以在CDM方面占据如此巨大的市场，一方面是由于中 国的强大实力使得在谈判中比较容易获得发达国家的CDM投资项目，另一方面又是由于中国很快熟悉了这一整套的申请程序规则。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一些发达 国家很大程度上是在没有搞清楚“碳排放”、“碳交易”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就稀里糊涂地被裹挟到欧洲人设计的“碳政治”中。这也是目前讨论“环境正义”中 的主要话题。比如有学者认为，在欧盟内部，新能源技术落后的“新欧洲”国家承担了过多的排放义务；而日本和澳大利亚相比，排放数量的确定也不合理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CDM机制仅仅是补充性机制，在发达国家的实质性减少的排放量中，仅占很小的份额。尽管如此，在全球市场上，CDM机制的交易收益依然很可观。据有关专家的测算，到2012年我国通过该机制转让“碳排放权”的收益将达10亿美元左右。

目前，我国也开始积极参与到全球“碳交易”市场中。2008年7月，中石油资产管理公司、天津市政府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达成协议，计划在天津建立碳 交易所，目前已经进入运营状况，而北京碳交易所也筹组完毕等待开业。由于中国的碳交易只属于CDM机制的交易，而这些领域当然属于有利于欧美的卖方市场， 中国的碳交易所显然不可能有实质性的交易形成。不过，中国在这种领域中熟悉规则、储备人才、积累经验，对于中国未来迟早要承担的减排义务所带来的庞大市 场，可谓是未雨绸缪。

“碳政治”下的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抉择

“碳政治”在中国无论对政府还是对民众都是一个新概念。我们刚刚解决温饱问题，连本国最迫切的水污染、土壤污染、沙尘暴等问题都没有解决，还来不及 考虑未来遥远的全球气候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能源技术比较落后，还谈不上借助国际政治来谋取利益。在全球“碳政治”中，中国目前处于外围，还没有承担实 质性减排的义务。

但是，2007年以来，根据《京都议定书》要求缔约国提交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尤其是中美谈判中美国施加的巨大压力以及欧盟国家对中国施加的“绿 色关税”壁垒，我们也开始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2007年“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小组”升格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任组长、常务副总理李克强任副组长、相关20 个多部委的部长担任成员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统筹应对“碳政治”。

就目前情况看，我们依然是按照传统的外交谈判模式，基本是在目前西方“碳政治”设定的框架下，填充一些有利于我们的具体主张，似乎并没有形成对应 “碳政治”的一套完整的国家战略。因此，对于“碳政治”而言，我们目前缺乏的不是一些具体的谈判主张和谈判策略，而是缺乏统摄这些主张和策略的整体国家发 展战略，以及为这套国家战略奠定正当性基础的话语系统。

从人类历史来看，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引发了经济、政治领域的深刻变化，并直接引发国际政治局势的改变。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不仅维持了中华帝 国几千年的统治地位，而且触发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以纺织和铁路技术为主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把英国推向全球帝国的舞台；以电气化为主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把 美国推向世界舞台；核技术和航天技术，把苏联变成世界超级大国；而信息技术革命，把美国推向了世界霸主的地位。

从这个历史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出，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可以创造巨大的经济财富，而对这些财富的善用就可以转化为政治和军事优势。那么，在信息时代之 后，下一个科学技术所带动的经济增长点在什么地方？太空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科学家在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政治家的任务就是选择哪一种技术作为国 家发展战略做出政治决断。

在过去几十年，美国和欧洲一直在上述各种技术领域中摸索、徘徊。生物技术由于遇到巨大的宗教和伦理压力而不得不有所停顿。在苏联的竞争消失之后，太 空技术的浩大投资难以产生直接的经济收益。基于对人类传统能源耗尽的预测，欧美国家不约而同地选择新能源技术。美国在新能源技术上的徘徊是由于共和党背后 的军工、石油集团利益左右其决策。民主党执政之后，其背后的信息技术集团无疑希望将其利益延伸到类似智能电网之类的节能领域，美国若能透过新能源摆脱石油 能源的政治挚肘，就意味着美国可以真正撤离中东地区，由此奥巴马的中东政策与其新能源政策密切关联。正如他在自传《无畏的希望》中所言：一个控制不了自己 能源的国家也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未来。

从这个角度看，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而言似乎变成了一个天衣无缝的精心安排。它在政治上帮助奥巴马政府彻底摆脱石油能源集团的影响，通用汽车公司 就在政府的眼皮下破产，同时也帮助美国政府把大笔资金投入到信息技术和新能源技术开发利用上，从而以一种应对金融危机的方式促使美国完成国家战略的转型。

为此，奥巴马政府在推动国内新能源政策的同时，也开始积极介入全球“碳政治”，希望通过资本技术和法律规则技术的巧妙运用，让全世界为其新技术革命 “买单”，即透过知识产权转让把新能源技术开发的成本转嫁给发展中国家。中国无疑是美国首选的最佳对象：庞大的市场、对能源的渴求、对获得美国承认的渴 望、对美国价值的梦想等等。

由此，美国刚刚通过的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就是一种国际战略上的“威慑”，即利用发展中国家对征收“碳关税”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贸易战的恐惧，迫使 发展中国家来购买其新能源技术。比如在中美谈判中，两国都表示要在节能减排领域展开合作，比如帮助中国建立“智能电网”等等。而这“合作”的背后，就是中 国要支付大笔的知识产权费用。可见，民主党的环保战略表面上是左翼政治的遗产，可实际上依然服务于美国维持并巩固其世界领导权的政治使命。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就不是如何消极应对西方国家主导的“碳政治”的压力，而必须以我为主，面对人类即将来临的又一次新技术革命浪潮， 做出自己的政治决断，即在未来的科技革命中，究竟哪一个技术可以主宰人类的经济生活，从而足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收益，促使其经济持续增长？在目前科技与经济 一体化的背景下，我们不可能另起炉灶，而只能在新能源技术领域追赶西方。在这方面，中国政府显然有充分的准备。正如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李克强在最近的讲话 中，明确把新能源技术定义为“把握世界产业技术革命的新趋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