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功：中国如何在“碳政治”中角逐（3）

因此，在“碳政治”的问题上，不同于传统的“南北问题”，世界不是划分为两大阵营，而是形成三大阵营。第一阵营就是欧盟；第二阵营是以美国为首，包 括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等被称为“伞形”国家集团；第三阵营乃发展中国家，通常为77国集团加中国。此外还有小岛国联盟、石油输出国组 织等。但这些阵营从来都是不稳定的，比如英国撒切尔夫人的保守主义时代曾经把环保组织看作是英国的敌人，但后来英国积极投入到环境政治中，目前已经和德国 一样，成为“碳政治”的领导者。而目前美国也改变了其立场，试图成为“碳政治”的领导者。

在这些“碳政治”的博弈中，起作用的不仅仅是“世界主义”的理念，更重要的是国家的实际利益，比如小岛国就担心被淹没的亡国危险，而石油输出国组织 就担心新能源的开发利用直接影响全球石油价格。而欧盟国家之所以极力推动“碳政治”不仅仅是由于政治理念，也与其现实的利益有关。

德国、法国、英国、丹麦等欧洲国家在新能源技术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比较之下，美国在传统的军工、航天和信息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然而，美国掌 握的先进技术在全球贸易中依靠WTO中关于知识产权的TRIPS协议获得巨额财富，而欧洲新能源技术在全球贸易中的获益则相形见绌。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美 国、印度、巴西等能源消耗大国依然在使用石油、天然气、煤炭等“碳排放”比较高的能源。欧盟积极推动全球“碳政治”也是为了通过设定全球法律规则来彻底扭 转其在新技术领域的不利态势，并且试图通过全球“碳交易”奠定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如果各国要实现实质性的“减排”，无疑要向欧盟国家购买新能源技术的知 识产权。

在这个意义上，“碳政治”在欧洲的兴起绝非单纯的左翼政治，而恰恰是左翼与右翼的政治共谋。如果说左翼政治试图实现“环保主义”和“世界主义”之类 的政治理念，那么右翼政治则为了由此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不同于美国在全球推进西方人权和民主理念，导致军工和石油能源集团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欧盟推动 全球“碳政治”，获益的将是新能源集团。

“碳政治”的法律建构：“碳排放权”与“碳金融”

在今天的世界上，一种政治理念，一种科学技术，如果要变成为稳定的、可持续的政治或经济收益，就必须用法律的规则固定下来。20世纪以来，国际 法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就在于国际法所依赖的执行机制发生了变化。全球化导致的国家之间的复杂多样的合作关系，使得国际法的约束力大大增强。主权至上虽然没 有受到挑战，但它越来越受到国际法规则的约束。而这种约束就建立在协商谈判所建立的共识基础之上。

1992年各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首要目标在于通过协商谈判将一个科学理念转化为政治共识，即人类活动引起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 上升导致了全球气候的异常变化。在此基础上，公约形成了另外两个基本共识：其一，历史上和目前全球温室气体的最大部分源于发达国家，但发展中国家所占的份 额将会逐渐增加；其二，解决该问题的原则是公平原则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这些共识基础上，公约要求发达国家应当率先减 排，而对发展中国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这种宣言性的国际公约并没有确立任何明确的权利与义务的法律关系，从而给人们看作是“软法”，但是各国一旦纳入到这种“软法”设定的协商机制，“软 法”就很容易变成“硬法”。《京都议定书》就把《公约》的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法律关系：其一，明确列举了各发达国家（即“附件一缔约方国家”）在第一期承诺 的具体减排量和时间表；其二，明确了温室气体的种类为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六种气体，而其他五种气体最后也以二氧化碳为标准来计算。这就是“碳排放”和“碳 政治”这些概念的来源。

这两条法律实际上明确界定了“碳排放权”，即每个国家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权利。《京都议定书》实际上明确了两种国家：一种就是享有完全“碳排放权”的发展中国家；另一种就是在国际条约规定限度内享有“碳排放权”的发达国家，或称之为“碳排放权”受限的国家。

不过，《京都议定书》最具有创造性的法律贡献就在引入了市场经济的机制，使得在碳排放问题上的实质减排变成了一场围绕“碳排放权”展开的全球贸易。其中规定了三种交易机制：

其一，排放贸易机制（ET）。一个发达国家将自己超额完成的减排义务指标以贸易的方式转让给另一个未能完成减排义务指标的发达国家，出让方自然要从其排放额度中扣除卖出去的额度。

其二，联合履行机制（JI）。一个发达国家向另一个发达国家以技术和资金投入的方式实现减排的项目，由此实现的减排额度可以转让给投入技术和资金的缔约方。

其三，清洁发展机制（CDM）。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资金和技术投资实现减排目标的项目，由此产生的减排任务算作发达国家的减排额度。这一个机 制被看作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双赢机制”，发展中国家无偿获得了资金和技术投资，而发达国家以低廉的成本实现了法律要求的减排额度。

正是通过法律建构，“碳排放”这样一个实质的人类活动就变成一种抽象的、可分割、可交易的法律权利。国际条约将“碳排放权”分配给国家，并规定国家 之间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的规则。由于国家可对这些“碳排放权”进行地域或行业分割，从而最终将其分配给每一个企业，由此出现市场主体之间的商业交易，形 成了一个复杂的全球碳排放权的交易市场。而当金融工具进入这个交易市场之后，就产生专门的“碳金融”。

“碳交易”的法律设置引发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评价。一种观点认为引入市场机制为解决碳排放问题带来的巨大动力，从而有利于实现总体上的实质减排；但另 一种观点强烈批评这种脱离了实质减排的“碳金融”如同期货市场一样，对实物市场并没有形成实质性影响。尤其发达国家通过“碳交易”回避了实质性的减排任 务，反而将减排的责任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加剧了南北之间的对立。

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从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之后，全球“碳交易”的总额从最初不到10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1260亿美元。其中金 融衍生工具带来的交易量也在不断上升。从金融衍生工具在美国房地产市场中发挥的威力，人们可以预计到它在大规模进入“碳交易”市场之后的景象。而资本力量 进入，无疑会为“碳政治”提供更大的动力。在这种金融资本催生的泡沫后面，真正获益的将是掌握新能源技术的企业集团，而英国、法国、德国和北欧等欧洲国家 在核能、太阳能、风能等方面无疑是全球新能源技术的引领者。

目前“碳交易”的主导权掌握在欧盟手中，欧洲气候交易所、欧洲能源交易所等一直从事着“碳排放权”的交易。2003年，美国建立芝加哥碳交易所，但 由于美国没有加入《京都议定书》，所以业务对象主要是欧洲国家。2008年1月，纽约-泛欧交易所与法国国有金融机构信托投资局合作建立一个“碳排放权” 的全球交易平台。在这些交易平台上，欧元是交易的标准货币，由此碳排放的全球交易使得欧元被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碳交易中的国家所接受，并变成仅次于美元的世 界货币，以至于欧盟积极推动的“碳政治”被看作是用欧元来挑战美元霸权地位。

由此，“碳政治”的动力正在从欧洲左翼政治的环保理念和世界主义理想转移到更具有持久力量的新能源集团和金融资本。在欧洲历史上，资本正是由于捕获 了国家主权，才为资本主义带来了持久的生命力，而目前新能源集团和金融资本正在试图通过全球“碳政治”来捕获所有的主权国家，从而为其扩张带来新的生命 力。在这个意义上，欧洲左翼的政治理念恰恰为欧洲右翼的经济利益铺平了道路。

正是基于这种切实的经济利益的考量，美国无论在签署《京都议定书》还是后来退出《京都议定书》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两个原则：一是《京都议定书》的目标不能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二是发展中国家必须参与减排承诺，这其实是把目标瞄中了中国。

欧洲人是工业化最早的国家，无疑要对历史上大量排放二氧化碳富有道义上的责任，这就是《京都议定书》上提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基础，为此 欧洲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率先作出减排的表率，若没有这样的姿态，就不可能达成国际公约。但美国的工业化是19世纪中后期才开始的，比欧洲的工业革命差不多 晚了100年，尽管目前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家，但美国显然没有欧洲人的“历史愧疚感”。

因此，在欧洲人的道义面前，美国人始终坚持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因为美国经济的支柱是传统能源。美国人与欧洲人的较量显然是两种不同能源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较量。

美国人显然不愿意接受目前欧盟主导的“碳政治”，既然强调实力政治，也就喜欢大国政治。为此，美国试图在G8集团的基础上，邀请包括中国、印度和巴 西等15个碳排放量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的框架下重新讨论碳排放的问题。自从潘基文出任联合国秘书长，他也把“碳政治”看作是重振联合国地位的一 张王牌，频频利用联合国的舞台推动该领域的国际合作。欧洲人担心的恰恰是美国主导下另起炉灶，而美国人究竟能否另起炉灶，中国与77国集团的态度具有决定 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