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功：中国如何在“碳政治”中角逐（5）

但问题是，在众多的新能源技术中，中国究竟选择哪些技术作为突破口？核能？风能？太阳能？生物技术？智能化节能？等等。这不仅要考虑中国目前的技术 基础，也要考虑中国的经济结构，更要考虑国际市场，尤其要考虑这种新能源的开发必须能带动军工技术、航天技术和制造技术的升级换代，从而将这种新技术运用 到更广泛的领域中。在这方面，一如上世纪60年代的核战略和80年代追赶世界先进技术的863计划一样，我们也需要一套科学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 相配合的国家整体发展战略。

除了对新技术发展方向的战略选择，对当下的政治抉择而言，最痛苦的莫过于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处于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化的关键阶段。在 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石油、煤炭等传统能源。问题在于谁来为新能源开发的巨大投入成本买单？如果在战略上左右摇摆，处置不当，很可能我们没有 得到新能源技术的利益，反而影响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目前，我们不可能采取上世纪60年代勒紧裤腰带发展核技术的发展战略，而只能借鉴经济改革“双轨制”的发展战略。在利用传统能源维持经济增长的同 时，集中优势兵力在某些新能源技术开发上做出突破，并运用“看得见的手”迅速扶持其发展壮大。在这方面，中国广阔的地域和庞大的经济实体反而为我们创造了 内部转移和消化的空间。比如，中央政府完全可以采取“能源特区”的方式，鼓励和引导某些行业、某些城市或省份率先发展并采用新能源技术。在这个过程中，政 府这种“看得见的手”应当引导和利用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尤其是目前中国积累了大量的民营资本，应当鼓励、保护并扶持民营资本进入新能源技术的开发和 利用领域，从而有意识地扶持民营企业阶层的发展壮大，激发他们引领世界先进技术的雄心，从而与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今天发生在中、美、欧之间的竞争，和历史上的文明竞争一样，从根本上是各民族以及这些民族中的精英群体之间的竞争。而我们在这场残酷的国际竞争中能 否取胜，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激活每一个人的自由创造力，并将这些自由创造力凝聚在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未来目标上。在经济领域中，关键在于能否通过市场手段把最 优秀的商业头脑送到经济战场上去。在这方面，国有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在展现出优势的同时，也显露其弊端。尤其在海外并购的过程中，国企的政府背景成为其进入 国际市场的障碍。由此，政府应当利用当前金融危机的契机，鼓励并保护民营企业收购外国的新能源技术企业，而不是购买传统的企业。

在这些事关民族长远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中国的左翼与右翼应当携手合作，服从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由此，我们就不能囿于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传 统区分，既要看到国有企业对于国家安全和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也要看到国有企业可能存在的弊端和不足。在今天全球市场你死我活的经济战场上，国有企业 需要和民营企业携手合作，彼此发挥自己的不同优势。

正是从“以我为主”的国家战略角度看，“碳政治”对于中国绝非消极的国际压力，而完全可以因势利导，将国际压力转变为促进国内深化改革的政治动力。 当年，中国政府恰恰是利用WTO的国际压力，对产业政策和政府审批体制等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而今天，如果我们巧妙利用“碳政治”的国际压力，不仅可以 推动“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更重要的是可借机鼓励、扶植民营企业在新能源开发利用的国际竞争中发展和壮大，在这个过程中引导民营企业将自己的利益与民族长 远发展目标凝聚在一起，使得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一道成为引领新能源技术革命中与西方世界展开竞争的推动力。这样，也会使我们的民营企业家阶层在政治上成熟 起来，不再仅仅计算企业的利润，而要同时关注民族发展的命运；不再把民工作为自己财富积累的对象，而是在整个国际市场上谋取利润；不再依附于西方，而是力 争领导全球的产业技术革命。

“碳政治”下的中国：话语战略的抉择

“碳政治”是在一套国际话语体系下形成的国际政治，参与“碳政治”就意味着要参与国际话语游戏。但话语具有两种功能：一方面是建构正当性的政治功能，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意识形态功能；而另一方面是提供生存意义的文化伦理功能，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文明。

从近代中国被纳入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开始，中国也就进入了西方的话语体系之中。在这过程中，中国始终交织着两个相互关联的话语体系：一个是国家主权 话语体系，强调国家主权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为中国政治的独立性提供正当性；另一种就是世界主义、共产主义和全球化的话题体系。这两种话语本身并无优劣之 分，选择并建构哪一种话语取决于特定时期的国家战略，由此话语建构即使不是国家战略本身，也是国家战略实现的必要组成部分。

近代以来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使得我们倾向于选择国家主权的这一套防御性的话语体系，防止外部势力的干涉。但这种话语的效用就在 于展现一种孤立主义的倾向，无法成为国际政治的领导者。而在今天的国际背景下，尤其中国作为大国被看作是“利益攸关者”而不可避免地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 时，我们不可能仅仅选择一种话语，而应当交织使用上述两个看似对立的话语体系。

今天中国在进入既有的“碳政治”所形成的国际秩序时，必须以大国领袖的姿态同时作为一个批判者和建设者，前者需要借助来自“新帝国主义”的话语，强 调目前国际秩序的不公平性和不合理性，后者必须借助西方人熟悉的“普适话语”，努力建设一个更为公平合理的、有助于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国际秩序。在这个过 程中，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发展战略必须能够被涵盖在普适话语之下，并对这些普适话语形成重构。

在“碳政治”问题上，中国的话语策略无疑要因势利导利用目前西方形成的话语，强调在面对人类生死存亡的重大危机面前，每个国家应以高度的道德感来共 同承担责任。但话语构建绝不仅仅是官方文件的意识形态口号，而是要转化为一整套自我理解和思考问题的观念系统，从而将这个观念体现在思想、文化、政策和法 律等各个领域。就回应全球“碳政治”而言，这种话语建构至少应当在以下三方面努力：

第一，在政治哲学上，构建对全人类的道德关怀与中国古典哲学传统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充实具体政治内容。目前，中国虽然已 成为全球大国，但是真正引起西方世界敬畏的是中国古典文明。尽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悄然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的伦理基础，但究竟“复兴”什么，依然缺乏 具体内容。在回应全球“碳政治”的过程中，复兴中国古典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以及背后的一整套自然哲学和政治哲学，恰恰构成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平等对 话的前提，从而使得中国加入到全球话语体系的建构中。由此，中国完全可以从中国古典哲学的角度对全球“碳政治”给出一套全新的普适主义的理解和解释。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古典哲学的复兴就与全人类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如果说过去三十年，我们基本上是在发展主义和经济主义的立场上来理解我们的生 活，由此导致中国人缺乏内在的伦理精神和生存意义。那么在“碳政治”的背景下复兴古典政治哲学思想，无疑有助于打开今日中国人“自我利益”的牢笼，使得每 个人关注他人，关注全人类。

这样，中国的“科学发展观”就不能简单理解为左翼政治的主张，而必须理解为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理解为中国人基于对全人类命运的关怀所 积极承担的伦理责任。若能进行这样一种话语的有效建构，那么地方各级官员推广节能减排的努力就不仅是官僚制下按部就班完成一项工作，而企业进行的节能减排 的技术和产品创新就不是单纯追求市场利润，而在这些工作的背后就多了一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关怀全人类命运的伦理美德，而这无疑也会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增 添伦理意义。

第二，在国际关系中，强调在应对涉及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气候问题上，“国际法高于国内法”。近代以来，由于我们在国际结构中处于弱势，利用主权话语、 强调国内法高于国际法，在许多重大国家问题上（比如应对国际人权）为我们赢得了主动。但在“碳政治”中，国际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之类的国际法对我国有 利，相反美国通过的《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以及欧盟国家通过的征收“绿色关税”等国内法不利于我国。我们目前的减排压力与其说来自国际法层面，不如说来自 欧美国家的国内法层面。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