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九：油价“8元时代”的困局与出路（6）

从目前来看，政府应对油价上涨的主要措施是补贴弱势群体，降低相关企业的行政性收费，比如此次发改委宣布提价之后，政府主要对“种粮农民、渔业（含远洋渔业）、林业、城市公交、农村道路客运（含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给予补贴，并对出租车运价调整前给予临时补贴”。“对涉及交通运输等行业的相关收费进行全面清理。一律取消未经国务院和省级人民政府及其财政、价格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已取消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不得以经营服务性收费名义重新收取；按规定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要通过成本调查、后评价等办法，降低偏高的收费标准。”

但是，如果国际油价继续大幅上涨，使得国内油价有进入“10元时代”的可能，这些措施还不足以应对高油价的冲击，政府还需要做出更多努力。除了财政补贴和取消行政性收费之外，政府还应考虑通过税收杠杆来调节油价，在一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欧洲国家，税收杠杆是最常见的调节手段，当国际原油价格较低时，国内成品油保持较高税率，而当国际油价处于高位时，则降低成品油税率，避免国内油价过快上涨。与我国对部分行业进行补贴和取消行政性收费等办法相比，降低成品油税率则是惠及所有人群，更显公平公正。

无论目前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如何改革，其区别只在于是否和国际油价的接轨程度更高，在国际油价平稳运行时，成品油定价机制的接轨程度越高越有益，但是如果国际油价持续高涨，那么定价机制的接轨程度越高，国内油价也就越高。在国际油价高企的背景下想要抑制国内油价，通过成品油定价机制显然无能为力，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税收来缓冲高油价的冲击。我国成品油的出厂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加国内平均加工成本、税收和合理利润来加以确定，而零售价格则以出厂价格为基础，加上适当的流通环节差价来确定。以此为基础，国内成品油价格的大致构成为原油成本约占60%多，税收约占30%多，加工和流通环节的利润不足10%。

在高油价时代，国际原油价格难以控制的背景下，能够平抑国内油价的办法只有减税。目前我国的成品油定价机制主要来自2008年底的《成品油价税费改革方案》，该改革方案取消公路养路费、航道养护费、公路运输管理费、公路客货运附加费、水路运输管理费、水运客货运附加费等六项收费。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消费税的比例，汽油消费税单位税额由每升0.2元提高到1元，柴油由每升0.1元提高到0.8元，其他成品油单位税额相应提高，消费税由此成为我国油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次提价之后的汽油价格来看，消费税占零售价格比重约为12%，除此之外，我国的成品油还包含17%的增值税，7%的城市建设税以及3%的教育费附加税等，税收占价格比重约为30%。在高油价时代，适度下调税率无疑是最直接有效的平抑油价的方式，毕竟今年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结构性减税。而原油价格高企时，政府对石油企业收取的暴利税和资源税等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冲减税的压力。

中国在原油市场长期缺乏定价权，这使得国内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存在天然的缺陷，无论定价机制如何改变，最终都只能以海外油价作为参照指标，只要国际市场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也就必须跟随上涨。但国际油价的涨跌除了受到市场供求、地缘政治和美元涨跌等因素影响之外，也有很多实力雄厚的基金在期货市场上推波助澜，甚至操纵油价。所以，从长远来看，作为世界上的第二大原油消费国，中国必须建立起在石油市场的话语权摆脱欧美发达国家对国际原油市场的控制，其中关键的一步就是推出中国自己的石油期货，这一方面为国内企业提供套期保值和风险对冲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增加中国在国际原油市场拥有定价权。这样，国内油价也不用完全看国际市场的脸色行事。上世纪70年代几次大规模石油危机之后，美国摆脱欧佩克控制油价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推出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石油期货。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曾有过短暂的原油期货，后被管理层紧急叫停。随着近年来国际油价不断上涨，原油期货的重要性在国内被更多人重视，今年初，证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要抓紧建设原油等大宗商品期货市场，逐步增强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定价能力。”国内的上海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等多家机构都在为原油期货上市积极准备，尤其是上海，在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构想中，建立石油期货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在今年2月份的上海金融工作会议上表示，原油期货有望在今年底或明年初推出，最终时间由证监会决定。或许不远的将来，中国就将拥有自己的原油期货，尽管距离争夺全球定价权还有很长的道路，但至少是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