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启示（3）

《新青年》最初打出的大旗就是“人权平等”，当时还没有直接打出“民主”这个旗号来。后来因为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张勋复辟，感觉到政治上的民主与君主的对立是当时的中心问题，就把口号改成了民主。现在有的学者认为，我们传播的卢梭的人权观念是伪民主。真正的民主在英国、美国。卢梭的人权学说提倡用公众的意志来压迫个人自由，个人自由必须服从公意，因而引起了一连串的法国大革命中的暴力革命。但是在民国初年，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卢梭的学说是一种启蒙的思想。当时自由、平等、博爱的学说，个人自由、个性解放的观点，实现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呼吁，所有这些内容都是法国大革命传来的。在当时的条件，不可能深入地研究卢梭的学说，但基本点是明确的，旗帜是鲜明的，这是总纲。

为什么要突出讨论女子问题呢？这在当时的确是个很尖锐、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一纲两目”下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改造国民思想”总纲下面，要解决两个问题。总纲提倡人权平等，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精神，提倡民主与科学。接下来有“两目”，就是两个具体事项：一是伦理革命；二是文学革命。需要注意的是，当年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从伦理革命问题入手，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道德革命最早的提出者仍然是梁启超，他在东京办报的时候提出要进行“道德革命”。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从孔子以来的政治，就是伦理政治，即政治伦理化。皇上是君父，老百姓是子民，好像是一种血缘关系；反过来，也把伦理政治化了，父亲就是一家之主，就是一家的小皇帝，其他人都是奴隶。总体上说，中国几千年来实行的是伦理政治。中国跟欧洲不同，欧洲长期实行政教合一，宗教很长时间直接把持政权。但中国没有，不管皇帝、政府怎样信佛，怎样崇道，都没有把政权交给宗教来掌握。经常用的统治思想是伦理纲常，就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纲”就是“主”，就是绝对的领导、绝对的权力。以“三纲”为中心的伦理纲常，是我们几千年来专制统治一直推崇的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纲领。要改变老百姓的思想状况，破除“三纲”，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辛亥革命以后，有的新文化运动提倡者说，现在皇帝退位了，可是人们思想和头脑里的皇帝还没有退位，很容易接受专制的思想。老百姓头脑里边自发地、多少年来养成的宗法习惯，被“三纲”伦理纲常束缚着，这种观念不改变，谁也不敢“犯上作乱”。这样，新的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就没办法建立，民主、平等的体制难以形成。因此，在当时提倡伦理革命是很有必要的，这是抓住了一个根本性的要点。所以，陈独秀说，“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是伦理革命”。他说的这个伦理革命，就是要把旧的一套伦理纲常观念和秩序彻底改变。

进行伦理革命，要打倒旧道德。那么，是不是旧道德就都没有用了呢？陈独秀认为，“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这些是公认的道德，中外古今都能用。这些不在要打倒的旧道德的范围之内。陈独秀不是简单地反对一切道德的虚无主义者，而且他还主张建设新道德。新道德还是用了旧的概念，比如“勤、俭、廉、洁、诚、信”，当然他对这六项的每一项都进行了新解释。有人说，陈独秀主张的“伦理革命”不对，是反对一切道德的伦理虚无主义。显然这种指责是不公正的。伦理革命起的效果很大，但是它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使人的思想发生变化。当年在思想界引起立竿见影效应的，则是文学革命。最早提出“文学革命”口号的也是梁启超，但是他没有实践。梁启超的文字是非常浅显的白话文，很多人都能读懂，但他没有写出什么重要的新文学作品。在清末民初，上海、安徽、四川各地都有白话报出现，那都是文学革命的一种初探。

真正使文学革命成气候的，最主要的发起人是胡适。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提出要搞白话文运动。当时他年轻气盛，填了一首《沁园春》的词，这首词的下阕非常有气势。他说：“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将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有人说胡适主张文学改良，陈独秀才是提倡文学革命的，其实是个误解。最早提出“文学革命”口号且造成声势的，是胡适在美国做的，而且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当时胡适把文学革命的八条主张列出来，写成文章，寄给陈独秀。陈独秀要发表的时候，胡适改了改题目，改成了《文学改良刍议》。这是他放低姿态，没有把口号说得那么尖锐，但内容一点都没变，还是他的文学革命的主张。随后，他又写了关于文学革命的文章，发表于《新青年》上。因此，在胡适那里，其实没有文学改良与文学革命的区别。

文学革命的内容包括两项：一是文体的改革，即“白话文运动”；二是文学内容的改革。最初，胡适提倡从白话文入手，进行文学革命。他说，白话文“实在是新文学的唯一利器”。语言文字会牵扯到内容，新的文体的改革太重要了。当时一部分人坚持文言文，认为这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不能动。胡适则坚持采用白话文，他的支持者有陈独秀等人。

白话文运动在当时成为轰动一时的大事件。《新青年》当时就用了白话文，同时还带来了一系列的文体改革，比如分段落、用标点。以前的文字是竖排，从右写到左；现在改成横排，从左写到右；还提倡注音，提倡用通俗的话；口语可以直接写到文章里面去；反对用典故等。当然把文言文贬得一文不值，那也不行。文言文毕竟是一项宝贵的文化遗产，而且传承了下来。很多文言文的内容也融汇到我们现在的语言和白话文当中去了，割断历史是不行的。但是这一文体的改革，在中国文化史上引起的变化非常重大。以白话文作为中国文体的主要表述方式，胡适、陈独秀他们的开创之功着实很大。

现在很多人说新文化运动是全盘反传统，割断了历史，但是没有人敢说我们的文体应该恢复只用文言文。先前有一些老先生可以用文言文写作，像陈寅恪、钱钟书等。可是现在能够运用文言文作文、写信的人都很少了。当然，提倡阅读、了解、学习文言文，吸收文言文的精华还是需要的。比如用典，只要适当得体，那还是应当允许的，不应该绝对排斥。而且有些文言文体裁的作品到现在仍然有它的生命力，甚至有难以超越的艺术水平。再如古典诗词中的唐诗、宋词，很难说现在我们做的新诗能够超越这个水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精品，这些精品是不能否认的。我们的文化传承绝不能断裂。

新文化运动中推行的“文学革命”和“伦理革命”都没有简单地实行文化虚无主义。当然他们为了强调革命的必要，有时候把话说得很绝对。比如陈独秀说文学革命要“推倒贵族的文学，建立国民的文学”。建立国民的文学当然不错，但是贵族的文学能够一概推倒吗？我们历史上的很多文学是贵族的，今天看来仍然很有价值。比如屈原的辞，屈原就是楚国的贵族。而且我们旧的文学作品里面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即使给它定性是贵族的，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它在文学和艺术上的价值，今天仍然应该珍惜、继承。对于其中包含的糟粕内容可以批判。对于文学革命也好，伦理革命也好，当时的人说了很多过头话，那是他们没有理清继承和革新的关系，把问题简单化了。认为要提倡新文化就要反对旧文化，新旧之间水火不能相容。提倡新文化的办法就是应该换个文化，把旧文化换成新文化。按照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立论，他们经常会发表一些带有很多漏洞的过激言论。这些言论便轻而易举地被对手抓住了，抓得最准的是章士钊。

章士钊写了两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向《新青年》挑战。他的中心主张就是认为新旧可以调和，而且必须调和。章士钊认为，把旧的完全打破，进行革命，来建设新文化这是不行的。他的论点是“旧为新基”，就是说旧文化是新文化的基础，新文化是从旧文化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最简单的例证是语言文字，比如小孩子生下来要说话，肯定先是向大人学。如果小孩生下来，在呀呀学语的时候都能自创一种言语，这种言语就不成其为语言了，因为它无法交流。所以人们必须从模仿母语开始，学说话。语言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文字也是如此。所以章士钊说，割断新旧的联系，否认了继承性，文化就没法发展了。把旧的基础都打掉了，文化就没有了。他还有一个说法，物质上开新的必要可能胜于复旧，而在文化上复旧必要则胜于开新。在文化上，不开新顶多是没有进步，可是你要把旧的基础全都毁灭了，那就把文化消灭了。章士钊的论述有其合理的因素，强调了人类文化本身的连续性、传承性，这个事实不能否认。章士钊论争的弱点在于，没有强调与时俱进进行革新的必要性。对于“旧为新基”的“旧”要不要改革呢？他避开了这个问题。实际上他本身有复旧的倾向，比如他赞成文言文，反对白话文。章士钊的第二个口号叫做“新旧杂糅”。他说“旧为新基”，出来了新的文化，可是新的里面有没有旧的因素呢？一定有，不能是个纯粹新的东西。这也是有道理的，无论多么创新的思想、语言、文字、著作，哪个里面能没有旧的东西呢？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新的文化成果必然包含遗留下来的某些旧的东西。因此，“新旧杂糅”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他没有突出新东西的主体是什么，主旨是什么，在新的文化成果中，新旧在这儿是半斤八两吗？在新的创作、新的文化成果里处于统帅地位的思想观念是什么？创新的东西居于什么地位？旧的文化遗留居于什么地位？这一切，章士钊都没有作出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