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启示（2）

可以看得出，到了维新变法时期，“中体西用”的口号已经在实质上起了变化。戊戌政变之后，维新派被镇压下去，变法的“六君子”在菜市口被砍头，康有为、梁启超跑到国外去了。守旧派反击，出了一本叫做《翼教丛编》的文集，“翼”就是鸟的翅膀，有保护的意思；“教”就是圣教，就是要保护孔孟之道。在这部文集里面，有各种各样守旧地攻击维新变法的言论。带头的是张之洞的《劝学篇》。张之洞当时是洋务派的首脑，本来思想还略微开明一些，曾零星地表达过赞成康、梁主张的言论，这时候态度大变。他在《劝学篇》打出的旗帜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他强调的是要看重“中学为体”。张之洞攻击维新派破坏了“中学为体”、“伦理纲常”、“孔孟之道”这样的主体，这就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种新的表现。当然，张之洞还有所保留，还是承认西学有用处，说完全不学、不用也不对。所以他在武汉办了冶炼厂，办了一些新企业。但是他确实把西学摆在了一个次要的地位上。“中体西用”的口号，作为一种文化思想，它的实质经过了一个如此演变的过程。

继洋务派、维新派失败以后，又出现了新形势。义和团运动以后，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带着光绪西逃，经山西跑到了西安，然后讲和，再回北京，开始实行“新政”，就是清末“十年新政”。从1900年到1910年的10年“新政”期间，清政府也办了一些事情，比如废科举、兴学校、开工厂、修铁路，诸如此类。还派出宪政考察团到外国考察宪政能不能实行。实际上好多事情都是做给列强看的，以此表白大清王朝是顺应列强意图的，不跟西方对着干。因此，“新政”的实际效果极其差，一点也没有改变清王朝政治上落后、腐败的局面。这期间，又有新的思想崛起，就是“文化自省”精神的兴起、“改造国民性”主张的盛行。

在此期间，一部分在海外的开明人士，比如到日本的梁启超等人，他们在日本可以自由发表议论。另有一部分到上海租界内的人士，他们在租界发表议论，清政府也管不了。由此涌动出新一轮“文化自省”运动的暗流，反省中国为什么如此备受欺负，而没有还手之力？这样的反省比先前康有为、严复的反省更加深入了。反省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要“改造国民性”。我们几千年来的教育，就是教育国民驯服、顺从，有一种奴隶的根性。当前的要务必须消除这种奴隶性，让广大国民觉醒起来。无论梁启超还是严复，都把这个意见说得非常尖锐。梁启超提出“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的口号，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正要办孔教会。而且他还有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言论，要“培养国民元气”，消除“奴隶根性”。要想救中国就要造新国民，办法只能是“拔其木，塞其源，变数千年之学说，改四百兆之脑质”。就是说，要改造国民的思想，从根本上改变数千年来文化专制主义培养成的国民的奴隶根性。由此起到些破除迷信的作用。应该说，不论梁启超，还是严复，他们对待旧文化并没有采取完全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他们还是尊重中国固有文化遗产的。梁启超有代表性的新文化观点，“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意思是说，对于我们本来固有的文化，并不是要一下子毁弃它，而是要更新它；我们本来没有的，外国人有的，凡是优秀的文化成果我们都应该吸收进来，加以革新，让它符合我们的需要。上下两句话，落脚点都是“而新之”。应该说这个思想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很温和。 

可以看出，清末文化觉醒活动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后来的新文化运动跟它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它们的思路是一致的，即认定中国必须进行文化革新。

新文化运动的崛起

晚清时期是中国文化转型的孕育期，民国时期向前推进了一步，成为中国文化转型的成长期。辛亥革命的功劳非常大，虽然南京临时政府很快就垮台了，但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没有皇帝的民主共和制的新纪元，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没有的事。新时期政治的大变动带动了文化的大变动。在这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旧制度没有完全退位，新制度刚刚开始产生；旧的文化观念还没有退位，新的文化观念却开始登台。我用“裂变”来形容从此开始的文化剧变。什么叫裂变？形象地讲就是，鸡蛋破壳，孵出小鸡；老鹰蛋破壳，出来小鹰；茧破蝶飞等，这些都叫裂变。裂变就是旧实体破裂，产生新实体；旧的制度破裂了，形成新的体制、政治、文化、经济、社会制度。

从民国起，新文化以合法身份登台了。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宣言是完全公开的，明明白白地说，这个政府、临时约法、建立政府的纲领，完全遵照法国的《人权宣言》，按照《人权宣言》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来施政，来制定各项措施。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改了国号，定了新国旗，而且做了一系列体制改革、风俗改革。比如要废除旧的纪年，改用新的世界通用的纪年年号；改革官场体制，连称呼都要改。过去官场称官员为老爷、大人，现在统统不叫了。当时革命党人对自己有一个谦称，就是“兄弟”，借以表示平等；废除男女不平等，废除缠脚。缠足这一条废除的有实效而且彻底，到如今没有听说哪一个主张恢复旧文化的人敢主张妇女再缠足。临时政府还规定，禁止对犯人刑罚，禁止贩卖人口，发展实业等事项。可惜南京临时政府寿命太短，但是当时公布的章程旗帜是鲜明的，建设新文化的思想是明确的，在中国具有开创性，实际影响还是不小的。当时蔡元培、宋教仁包括后来退变为汉奸的汪精卫成立了社会改良会，也是贯彻临时政府的这个精神。力主移风易俗，进行文化改革。社会改良会提出，“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这与后来《新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这两面大旗是有渊源关系的。只是在民国初年蔡元培他们提出的口号影响没那么大，而真正造成声势的新文化运动是以《新青年》创刊为标志的。

《新青年》于1914年在上海创刊，后来搬到了北京，主编是陈独秀。《新青年》之所以能造成非常震撼的影响，在于它的旗帜鲜明。并且它有明确的读者对象，就是面向青年。过去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一直强调唤起民众，但总是唤起来不大。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思想没有深入到群众当中，响应者有限，很多人都不懂。陈独秀首先面向青年，实际上首先是面向知识青年，寄希望于知识青年。由此，效果极其显著。《新青年》的主旨是办四件事，或者说坚持四个主义：改造国民思想、讨论女子问题、改革伦理问题、提倡文学革命。

改造国民思想是晚清梁启超、孙中山他们一路提倡下来的。陈独秀他们继承了这项内容，继续提倡改造国民思想。改造国民思想是总纲，改造的依据是法国大革命和卢梭的“天赋人权说”。在政治上，就是要反对君主专制。当时著名诗人柳亚子有两句诗，可以代表民国时期大家共同的思想，叫做“误国千年仇吕政，传薪一脉拜卢骚”。吕政指秦始皇，秦始皇本姓嬴，叫嬴政，传说秦始皇是吕不韦的私生子。柳亚子借此挖苦秦始皇，叫他吕政。第一句是说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误国；下一句“传薪一脉拜卢骚”，是说要按照卢梭“天赋人权”、“人权平等”来建立民主共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