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启示

我国近代大体指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这百年的时间。这段时间是中国从旧形态转化成新形态的时期，包括政治体制、经济结构、社会构成、文化思想方方面面的转型。这种转型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好比科幻小说中谈到的，一种时空隧道的穿越，入口处与出口处恍若隔世。对此，我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阐释：一是晚清七十年文化思潮的变迁；二是新文化运动的崛起；三是战争年代的文化风云。以期在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中获得新时期文化建设的启示。

晚清七十年文化思潮的变迁

鸦片战争时期，整个国家处于一种非常衰败、混乱的状态。帝国主义不断侵略，不断挑起战争，当时的清政府又是腐败至极，整个国家到了频临灭亡的地步，在政治上非常衰弱，经济上非常贫困。由此，有人推测，此时的文化思潮也是乱糟糟一片。事实上，晚清七十年的文化思潮是一个值得我们重视与回味的时期，它是中国近代文化思潮变化的开始时期，是新思想的孕育期。

对于中国数千年文化大变局的到来，一些开明的仁人志士有所预感。例如当时的李鸿章对此就有所预感，尽管那是一种恐慌的预感。清代在小说、考古、文字学、音韵研究、艺术等文化方面，都是颇有成就的，但它闭关锁国，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

“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到广东主持禁烟、销烟工作。刚开始的时候林则徐说，禁烟太容易了。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跟我们做贸易，卖给我们鸦片，目的就是要从中国换回茶叶和大黄。英国人、欧洲人离开了这两件货物无法活下去，因此他们向我们兜售鸦片。只要我们不卖给他们茶叶和大黄，他们就会立即停止售卖鸦片。即便是打起仗来，我们也没有必要害怕。外国军队只擅长于海战，一登陆就不行了。为什么呢？他们的腿不会打弯。林则徐看到外军身着的西服军装，那裤缝烫得笔直。由此，便误以为外军的腿不会打弯。当时，林则徐这样的开明之儒对外界也是如此的无知。令人钦佩的是，经过对外国的一些接触与了解，林则徐自省地提出“洞悉夷情”的口号。长期以来，中国施行“闭关自守”的封闭政策，“严夷夏大防”，认为中国和外国不必沟通。林则徐“洞悉夷情”口号的提出打破了思维局限。后来，史学界称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

之后出现了以魏源为代表的《海国图志》，共100卷，广泛介绍西方知识，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要达到制夷的目的就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当时还有其他人写的五、六本书，现在都可以找得到，都是介绍外国情况的。面对国人思想上如此的轩然大波，当时的主流议论是：这还了得？还能将夷狄之邦当成老师一样来学习？对此，魏源就搬出了一条官方认可的说法，托古喻今。乾隆时期编《四库全书》，大部分出版物都选了。但有一部分没选，或者是有所忌讳，或者是觉得不太重要，于是就出了一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落选的一些书做了简单的介绍。其中有一本《西学凡》，就是介绍西方学术基本内容的小册子。另外还有一本介绍世界地理常识的书叫《寰有铨》。要将这两本书写出提要，当时也是大事，得请示皇帝。乾隆皇帝下诏说，可以出这两本介绍西学的提要，但是要遵守一个原则，叫做：“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是说，学术不能传，但是技能方面的东西，我们可以有选择地“节取”。魏源拿出这个批示当做“尚方宝剑”，因为这是御批的“国策”。事实上，对于乾隆的这个批示，清朝政府也没有认真执行过，执行的还是闭关锁国的政策。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成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雏形。就是说，根本体制、纲领不变，还是以我为主，但西方的某些技术我们可以拿过来用。而且魏源慢慢地把运用的范围从军事扩展到民用，既造大炮、造军舰、造枪火，也办工厂、开矿山，还要跟上交通运输、人才培育等措施。魏源实际上成了提倡“中体西用”的带头人，虽然这个口号当时没有明确提出来。魏源的《海国图志》传到日本，对日本成功进行“明治维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我们是把它压制了下去，直到“洋务运动”才有了一个大的变化。

“洋务运动”前期，有位思想家叫冯桂芬，他曾做过李鸿章的幕僚，是清末一位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政论家。他的思想沿着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路线发展,对早期维新思想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开启作用。他撰写的《校邠庐抗议》，对“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等历史进程，都产生过重大影响。“校邠庐”是冯桂芬书斋的名字，“抗议”意指地位低下的人不顾地位的低下来发表议论。这里面进一步扩大了向西方学习的内容。不但要采洋器、用洋器、制洋器，而且要采西学。这就突破了乾隆原来的规定了，发展到连学术也要学。而且冯桂芬有一句话，“学术乃经济之所从出也”，就是说学术上搞明白才知道怎么发展经济，经济发达了才有先进的工艺、先进的武器。或者说经济发达的原因，追下去，它的根子就在学术的进步。因此要学西学。这就提出了他们心目中要建设的新文化该是个什么样子。冯桂芬提出“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的思想，这在清末很快流行起来。不过，对于这种思想的具体提法不一样，有的说“中学为本，西学为辅”，有的说“中学为主，西学为末”，也有的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各种说法都有，大体上是冯桂芬“中本西辅”思想的衍生。这标志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文化观的形成。这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过去西学是没有地位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严夷夏大防”。因为满族人入关当皇帝以后，非常怕汉族人把他们当成“夷狄”，因此当时的“文字狱”非常严酷。凡是有说到“夷狄”，说到“胡”的，都要被满门抄斩。小时候听说过一个故事，一个文化人在家喝酒，见酒杯杯底是明朝的一个年号。便顺口做诗，“一朝得见明天子，便把壶儿放一边”。清廷认为“壶儿”就是“胡儿”，由此定罪为反清复明，遭致满门抄斩。但是后来满清汉化的速度很快，慢慢地以中华文化正统自居。认为周围的小国都落后于自己，外国的情况根本不需要了解，因此提倡“严夷夏大防”。就是要把界限划清楚，不许学西方的东西，连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带来的一点东西也被禁止了。留下的只是一点玩儿的东西，比如故宫里的自鸣钟，圆明园里的大水法。

我们往往会将“中体西用”思想简单地归结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口号，其实不然。在当时这个口号的提出是一次思想大解放。因为“中体西用”针对的是传统上认为的中国已经体用俱备，自己的东西完全够用，不承认自己还有什么不足之处的“中体中用”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提出，意在提倡“西学”可以“为用”。最初提出这一口号的时候，争论非常激烈。冯桂芬的书压了十几年才出版，即使有曾国藩、李鸿章支持，也不能出版。

 到西方考察过或者做了使节的人回国后说，仅仅“西用”不行，西学本身是有本有末的。西方实行的是“重商富民”的政策，让民间发展实业，才富强起来的。这一条太重要了，我们一定要学，这才是根本。同时，进一步提出，西方的政治体制也有其优越性，如开议院、建学校等，这些都要学。不难看出，洋务派心目中“西用”的范围越来越大，但无论是出自信仰的忠诚，还是策略的考虑，他们都不敢动“中体”，只是悄悄地将“中体”包括的实际内容越缩越小，缩小为仅仅指孔孟之道的“道统”，就是说只保留了这个“精神上的支柱”。

洋务派虽然有成绩，但是整个“洋务运动”是失败的，它并没能挽救得了清王朝的灭亡。尤其是甲午战争，失败惨重，割地赔款。败给了本来瞧不起的日本这样的小国，而且败得一塌糊涂，多年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根本不堪一击。于是就兴起了新的文化思潮——维新变法思潮。

以康有为为主要代表的维新变法，其核心是要改变政治体制。但是他们打出的口号仍然是文化的口号，叫做“会通中西”。一方面维新派“托古改制”，提出要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政法制度，早就有根据，孔子就是这么提倡的。为此，康有为写了《孔子改制考》，以后他还写了别的书，如《新学伪经考》、《大同书》等；另一方面，维新派把西方政治体制改革的实例搬了过来。康有为上书光绪帝，最突出的一点叫做“以俄国大彼得之心法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法为政法”，这是维新变法的真正纲要。彼得大帝的改革与东邻日本的“明治维新”，都取得了很大的效果，起码是使国家富强了。而且他们实行的政治体制恰恰是君主立宪制。康有为说，我们向欧洲学习就是要学他们的君主立宪制。有个捷径，就是“近学日本”。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意在于此，至于“会通中西”、“托古改制”，只是当时宣传的口号而已。

由于当时满清贵族已经腐败透顶，以慈禧为代表的清廷对于任何的改革都不能允许，维新变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镇压了下去。由此，中国错过了一次通过实行君主立宪制进行改良的机会。当时康有为宣传的维新口号，的确包含了引进西方文化理念和政治体制的诸多重要内容。他对“会通中西”的主张做过一种概括，叫做“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这起码表示了一种把“中”和“西”放在平等位置上对待的平等态度，这比“中体西用”论更进了一步。这个设想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当时还有比他更性急的人，最突出的代表就是严复。严复当过民国后北京大学的校长。他没有参加维新变法，也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后来倒成了拥护袁世凯当皇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这个人是个“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维新变法期间，严复的言论非常激进，提出了“文化自省”的言论和“力主西学”的主张，由此把康有为的口号改得更加彻底了。他说应该“统新故而观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就是把东西中外的精华都拿出来，取精选粹。中国的“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在此”。严复认为，仅仅靠我们几千年的教化学术，不是出路，非得放下架子学西学不可。他在天津小报上发表了很多议论，但是没有参加戊戌变法的实际活动，所以清政府镇压变法派的时候，他毫无干系地成为了漏网之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