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启示（4）

陈独秀他们对于章士钊的挑战，回答是坚决的。他们坚持革新文化的主张，但是有点儿强词夺理。比如陈独秀主张进行彻底的文化革新，理由是：“矫正必须过枉，不过枉不能矫正”。认为只有把旧的文化说得一败涂地，才能够开创文化的新局面；旧文化的统治势力太强了，不把它的坏处说的一无是处，就不能打动它。这个说法在方法论上是偏激的。新文化的创造必须解决好文化的传承与革新的关系，这始终是一个重大问题。当年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未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圆满。现在，它依然是件需要妥善处理好的重大问题。

顺便说一下，在“五四”前后发生了两次文化路向之争。第一次是在“五四”前发生的东西文明长短之争；第二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文化路向之争”。我在这里简要介绍一下后一次的争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了“欧洲文明破产论”的流行，文化阵营出现了新的分化，激进者趋向于“社会主义革命论”，保守者趋向于“东方文化救世论”。后者最具代表性的是梁漱溟写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他之前还有一本书是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基调讲的也是“欧洲文明破产”。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的议论很特别。他给文化下了一个定义，说“文化是生活的样法”。这样的用语，我们现在很不习惯，“样法”是什么呀？看他的书可以体会他的意思。他是说“文化就是人生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就是你的人生观，人生样板、人生法式，就是你想怎么样做人。按照梁漱溟的定义，他认为全世界有三种文化路向：第一条路向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路向。这是西方的路向，就是拼命向前发展，优胜劣败，强调斗争，要追求利益。但是这条路向被证明失败了。带来的恶果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条路向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路向。这是中国的路向，以孔子为代表。孔子的言论很多，梁漱溟摘出来的是孔子的人生态度，诸如顺应自然、调和持中、宽厚容忍、安贫乐道、与世无争，等等。他认为，孔子提倡的这种人生态度太好了。中国人是喜欢和平、反对战争的，反对简单地追求物质利益，追求精神上的满足。梁漱溟说，这才是至善至美的人生态度；第三条路向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路向。就是以印度佛教为代表的消极出世的思想。例如释迦牟尼舍身喂虎，圣雄甘地尽量受苦，在印度的佛教和印度文化里面有这样的因素。印度文化是梁漱溟研究的本行，不过他认为这条路向太脱离现实了，不宜推行。

梁漱溟推崇的是什么呢？中国孔子的路向。但是他对西学也持一种开明的态度。他不是一个顽固的守旧派，他跟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人都是很好的朋友，而且他赞成民主和科学，反对君主制。他说“德莫克拉西”和科学这两大创造对人类的贡献太大了。虽然西方的文化路向错了，再走下去就是穷途末路，但是这两项，中国应该“全盘接受”后再做“根本改过”。他充分肯定科学精神和“德莫克拉西”的价值。他没有把“德莫克拉西”直接翻成民主，而是译成“自由、平等、个性解放”这样的精神，这是按人权学说来做的翻译，当然包含了民主在内。

梁漱溟认为，印度的态度太虚无缥渺，我们不用；西方的文化要“全盘接受”而“根本改过”。“全盘接受”的内容就是“德莫克拉西”精神和科学精神，可见他的意思并不是真正号召全盘西化，而是接受这个成果，而后根本改造路向。不能像欧洲那样追求物欲，追求眼前的利益，甚至发动战争。还有一条，叫做“批评地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把中国原来态度拿出来”，主要指的是孔子的“人生态度”。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种主张前边加了一个前置词，叫做“批评地”。意思是说，现在的需要跟孔子那时候毕竟有所不同，因此也要做某些改动，这样才可以把中国引到至善至美的孔子之路上去。梁漱溟认为，全世界也是要走中国的路，走孔子的路。他认为中国文化要复兴，全世界要由东方文化来救世。总而言之，要用孔子的路向来统一全世界的文化思想。他还引用了很多西方哲学家的话，以此论证这些都是主张用孔子的人生态度来改变西方文化弊病的。由此，在文化界引起了轰动，受到了文化界暴风骤雨般地批评。学西学的一些人说，你引证的西方人的这些话，人家根本不是这个意思，跟孔子根本不搭边；学中学的人说，你对孔子的思想完全是曲解的。孔子哪儿有这么简单呢？孔子有很多奋发向上的东西，有很多为政、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哪儿就是你说的只是那么一味地宽厚平和、安贫乐道呢？这些是针对他知识上的错误进行的批评。在根本理论方面，很多人也做了批评。例如陈独秀、胡适以及后来的瞿秋白都做过批评。议论慢慢地上升到社会发展方向的问题上去了。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论争，诸如：中国怎么能够再回到孔子的路向呢？怎么能够退化呢？中国要富强，要实现现代化，文化思想还是要革新的。很快大革命就起来了，这一轮的论争也就告一段落。

战争年代的文化风云

学术界有这样的说法，我们国家陷入危难特别是遭到日本侵略之后，救亡压倒了启蒙，新文化启蒙思想、民主思想被救亡图存的思想压下去了。这个说法恐怕不太准确。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全民族要投身到民族解放运动当中，这没有问题。但是新文化的启蒙思想并没有就此消沉，而是在那个战乱不已的年代里面仍然有所发展。

袁世凯、张勋复辟帝制失败后，北洋军阀时期出现了“军阀混战、天下大乱”的局面。没多久，孙中山领导的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开始；1927年蒋介石叛变，国民大革命失败；之后，国内战争接连不断，国民党针对共产党进行反革命围剿，国民党军阀之间的战争也一直是打打停停、没完没了。蒋介石连打带拉想统一，到底也没有能够真正统一起来。内战之外又有“外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了东北三省；1937年“卢沟桥事变”，八年抗日战争开始了。抗战胜利之后，本来可以和平一阵子，然而国民党又发动内战。我们又进行了三年解放战争，直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20多年的战争一路下来，在这个期间，文化的发展很复杂，面临很多困难，但是文化思想还是有很大的发展，有很丰富的内容。我这里只介绍两件事。

一件事，就是左翼文学运动。今天回头来看，左翼文学运动坚持了革命的立场，发展了革命文学，这是一大功劳。同时也有一大错误，就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极“左”的文学思想，当时叫做“拉普”文学思想，就是把文学简单地政治化，把文学作品简单地说成都是阶级文学。特别是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为代表，执行这个极“左”的文化思想，攻击鲁迅、茅盾、叶圣陶等一批进步文学家，把这些人一概说成是反动的，甚至是封建余孽、法西斯蒂，当成敌人来对待。他们的理论就是，不革命比反革命还反革命；小资产阶级比资产阶级还反动；中间派比“右”派还危险。真正革命的，唯有创造社。幸亏后来党的领导人张闻天发表了文章，说要正确对待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不能把文学简单地解释为政治工具，不能把文学作品简单地打上阶级的印记。张闻天指出，绝对化的文学阶级论是不对的。如果每一部作品、每一首诗、每一篇散文都要问它的阶级性是什么，那简直没有办法创作了。他还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性的存在、个性的存在，承认了文学创作自由的必要。在他的劝说下，“左联”才克服了宗派主义的错误，把鲁迅、茅盾等进步作家团结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