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启示（5）

再说一件事，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现了第三次文化路向之争。就是围绕着“中国本位的文化论”和“全盘西化论”两种完全对立的文化主张发生的争论。“中国本位文化论”的背景其实是国民党、蒋介石的文化论。蒋介石提倡过“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是其名，提倡旧道德是其实。无非是大力鼓吹以“四维”、“八德”为准则的修身律己的固有伦理观念，并且把孙中山的思想也解释成来源于孔孟之道，企图用这些东西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对“四维”、“八德”的解释完全是传统的解释，中心思想就是要求人们承认他们的正统性，服从他们建立的统治秩序。“中国本位的文化论”就是把这种思想用文化建设的名义在CC派的支持下发表出来。他们说，如今“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了中国”，要求恢复“中国文化的声音”。那么，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文化的声音”是什么？他们回答，是民族主义。在中华民族受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局势下，提倡文化必须反映反侵略的民族精神，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把民族主义解释成“中国文化本位”的唯一性质，那就成问题了。做出这种解释的是陶希圣。他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篡改成了“一民主义”，只讲民族主义，不讲民生主义和民权主义了。按照这种解释，中国文化就仅仅是民族主义文化，发展下去就是绝对的种族主义文化。后来有些“中国本位文化论”的发起者也觉得这个解释不行。于是他们就针对各方面的批评，联合写了一份《我们的总答复》。他们解释，所说“中国本位的文化”就是要求文化符合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总结起来，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解释其实是在提倡“二民主义”，有民族主义、民生主义，就是不要民权主义。这个解释本身掩盖了一种意图，即排斥从国外引进民主共和的制度，反对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制。要建立“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制度。

“全盘西化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是陈序经。1934年，他将在德国留学时写好的《东西文化观》一文和新写的《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发表，正式论述了在中国实行“全盘西化”的文化主张。他想当然地、完全是书生气地断定中国应该全盘西化。实际上怎么能全盘西化得了呢？他说他也不信基督教，他写的文章都是用汉字写的，可见他也没有全盘西化。“全盘西化论”一提出，便受到了许多人的批评，赞成者寥寥。没多久，表示过赞同“全盘西化论”的胡适也改了口，说他认为不如改作“充分世界化”为好。

抗战时期的这次文化路向之争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战争期间不可能充分展开讨论。到了抗战末期，考虑我们国家前途的事宜提上了日程，形成了两个“中国之命运”之争。一方的代表作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另一方的代表作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这次两个“中国之命运”的争论，自然也包括了两种文化观的争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里，高扬起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大旗，而且十分明确地肯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绩，把中国共产党人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承者和发扬者的地位上做出阐释，从而将新型的中国文化思想建设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总之，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一是晚晴70年；二是民国38年；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迄今的62年。当然，到现在也不能说这一转型已经完成。现在我们提出文化体制改革，我国的文化事业还是处在改革和完善的过程中。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一段，无疑是中国文化发展至关重要的一段。我们要建设成一个符合中国国情新型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任重而道远。我们有过巨大的成绩，也有过深刻的教训。现在按照党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大家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文化建设的事业中，前途一定是非常乐观的。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编辑：刘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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