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怎样立法

目前市场经济的立法环境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这个变化表现在三个方面的背景，第一个背景就是20多年的改革留下了非常丰富的遗产，对这一遗产有不同的解读。在不同的改革遗产的解读面前，我们的立法也应该有所变化。

经过28年的改革，中国形成了新的、前所未有的，在市场条件下或者是准市场条件下的利益集团、利益主体。实际上每一个市场参与者（不管是政府部门、企业部门还是公民个人），每一个人都是市场的主体。在改革的遗产当中有一部分利益已经板结化了，一部分利益在重新确定当中，还有一部分利益是不明晰的。

第二个背景是政府转型。原来建设型的、管理型的，甚至是行政型的政府，现在转向以提供公共产品和维持市场秩序为己任的政府，在这其中，政府面临了大量的问题。政府对转型的目标清晰不清晰，战略明确不明确，是否掌握转型过程中的操作技术，并且和原来的文化、传统以及观念能否协调？

第三个背景是社会转型。20多年改革的一个遗产是经济发展，另一个遗产是权利的贫困问题。实际上在目前社会转型的条件下，我同意一些经济学家的说法，有好的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我们的改革进入要素市场改革的阶段，容易形成一个畸形的市场经济，出现权利的贫困以及权力的争夺。在这样一个格局下，改革的立法环境是带有一定程度的非正式制度的治理，我把它叫做“政策之治”。这么多年的改革一直是带有某种程序性的、规范性的，短期见效、稳定性不强的做法来影响改革的过程，一些属于亚规则的做法影响了社会转型，这是现在转型社会面临的问题。

我们的立法实际上是在这么一个环境下进行的。

因此，我们的立法就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很大的过渡性，带有很多的功利性的色彩。

市场经济立法现在要着重解决的几个问题：

立法理念

第一个问题是立法的理念问题，我一直不赞同要搞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法律体系这种提法。法治的好坏不在于法律的体系，可能永远都不会有这样完整的法律体系。本届人大提出在2010年要建立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但是社会是发展前进的，特别是立法环境、立法的理念会有很大的变化，并不是说制定一万部法律和十万部法律这个体系就完善了，法律不多体系就不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