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墨宁：知识青年何处安放躁动的年华（3）

出生于1988年的袁方是陈奇的室友，2010年毕业于北京联合大学广告学专科。在一家广告公司短暂工作的经历至今让他很不愉快，自己的文案创意成为经理的构思来源，最终得以采用，但成果却没有他的份。这让他打定主意永不进私企，也没有再做过一份全职工作，家里的汇款和每星期一两百元的兼职促销收入是他目前的生活来源。“不工作就不能活了吗？”当记者问起自考本科通过后的打算时，袁方这样反问。

自考的课程还剩3门，在老家内蒙古已经疏通好关系的父母只等着他拿到毕业证书。“谁都想找一个稳定正式的工作，在北京能去的全都是私企，说不定哪天就倒闭了，对吧？”袁方觉得，离开北京能过得更好。

工作低微、没有户口、收入仅能果腹，初出校门时，打拼于底层的大学生尚且能够用向上的目标消解现实的苦闷，而当他们逐渐步入买房、成家、抚养子女的生活轨道时，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回馈与他们的需求有了更大的落差，信念便开始瓦解。

26岁的钱琦很快就要辞职回安徽老家了，她已怀孕一个多月，仍与丈夫分住在一幢筒子楼的二三层。以目前两人的收入，租个单独的房间太奢侈，只好维持现状。一间20多平方米的宿舍挤着8个人，2009年来北京考专升本时，她就住在这里。父母希望她拿到本科，然后考研。课程上了两年还是没能全部通过，钱琦决定放弃。她找了一份培训学校的助教工作，结婚、怀孕，现在他们再也扛不住在北京的生活了。回去亦或留下，不只是漂泊和稳定的选择。身份差异主导就业已是整个中国的普遍趋势，只不过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身份标签以学历和学校区隔，而中小城市更强调家庭背景和人脉关系。两相权衡，大城市的相对公平还是吸引了不少人前来，尤其是那些寒门子弟，毕竟，学历和学校这样的标签，都还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换取的，而出身却无法选择。“很多北京高校的毕业生也开始往下面走了，但他们往往不会有特别好的平台，在中小城市，知识和才能反而不是最重要了。”廉思说。

就这样，过去10几年下来，这个群体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郊区越聚越多，在因为蚁族这个新鲜的命名被主流社会短暂地关注了一下之后，现在他们又被扔回了角落里，具体有多少，也没有人说得清楚，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10）》曾保守估计过北京的情况，至少有10万人以上。

改变命运

也有一些人选择扎在北京，设法改变自己的命运。考研，是最直接的通道。据教育部统计，2012年全国研究生考试人数为165.6万人，比去年增长9.6%，创历史新高。

毗邻人民大学南门的万泉庄是北京考研族的聚居地之一，由于离北大、清华、北理工、北外的距离都不算远，万泉庄往往是他们的首选。去年来北京后，高磊就住在这里。1989年出生的他毕业于山东中医药大学法学专业，今年是他第二次考研。初试成绩刚刚出来，352分，能进中国政法大学的复试，他立即报了一个复试辅导班。

即使在济南当地，高磊的学校也没什么名气。大学毕业前，他曾去一家家电零售公司应聘法务，法学专业、通过司法考试这两条他都符合，第三个要求却将他拦在了门外：学校必须是一本。“读了研究生，差别应该会很大吧。”高磊这样想。他觉得即使不能当公务员或者进国企，做个律师也还不错。同村一个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了北京一家医院，并且申请到了户口，这让高磊以为，取得硕士学位就等同于拿到户口。“不是说硕士以上学历可以申请北京户口吗？”当他听到这两件事并没有直接关系时，怅然若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