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墨宁：知识青年何处安放躁动的年华（4）

对高磊这样毕业于普通学校的大学生来说，获得重点大学乃至名校的硕士文凭无异于“镀金”，借此改变因高考造成的教育劣势。然而，当他们带着完成的喜悦再次走出校门时，却发现仍然处于弱势地位。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不再只看最高学历，而要求本科和硕士毕业学校都得是“985工程”院校。随着出国热、考研热的兴起，就业市场水涨船高，海归、高学历、名校生、重点大学、普通院校、专科、高职，教育程度的分化为人才需求方提供了明晰的秩序安排，条件最优的用人单位掐尖，剩下的依次分配资源。努力要上一台阶的大学生们，则永远感到自己迟滞于这种“晋级”。

在庙堂高处，一提到高等教育，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们往往热衷于如何提升国家的科技竞争力，如何培育完整、健全的人等等美好而虚无的宏大论争，年复一年，不绝于耳。但在现实情境中，中国的高等教育正慢慢演变成这样一种精细、森严的等级体系，且无情地发挥着对无数青年人进行筛选、淘汰的作用，不仅仅教书育人，更是实现社会分层的一个强力工具。

中国科学院的博士生冯龙（化名）就是一个即将到达层级顶端的幸运儿，他已经申请到去东京某研究所做博士后的资格。1985年出生的冯龙本科就读于郑州大学，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层级中，这并不是一个位次靠前的大学，如果不是这5年的学历增进，冯龙觉得自己可能与当时的同学一样，做着并没有多少前途的工作。而现在，选择权在他手中。山东威海的一家企业提供一套200多平方米的海景房、大笔安家费，东莞的企业也是一套住房和30万安家费。他都拒绝了—父母更希望他留在北京。

“我妈妈坚决不同意，如果我离开北京，她会觉得没有面子。”冯龙说。于是，他把工作地点限定在了北京，但是只考虑国企和研究所。一半的面试他都能顺利通过，几家对他满意的国企待遇差不多都是税后年薪10万~12万元，当他决定选择其中一家的时候，东京的offer来了，冯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U一代”危机

史各庄吃着廉价盒饭的陈奇、忍受枯燥和压力的考研者高磊、满怀中产阶层生活梦想的冯龙，他们同是生于1985年之后，同在这个城市经历青春，但却一点也不熟悉对方的生活。听到“蚁族”的就业状况和困窘际遇时，冯龙感到不可思议。而对于高磊来说，精英阶层、官富二代的种种优越只是网络世界里的谈资。大学的班上，50个人中有40多个来自农村，县城里的都很少。在高磊的圈子里，几乎不存在什么比较优势和参照。

跟政治、经济、文化等种种社会资源的分配一样，教育资源的分配也正在急速地向优势群体聚集。教育学者杨东平的研究表明，自1990年代开始，重点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就开始滑落，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以湖北省为例，2002~2007年，考取专科的农村生源比例从39%提高到62%，而在重点高校，中产家庭、官员、公务员子女则是城乡无业、失业人员子女的17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学子只占一成左右。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同一代人拥有的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生活经验，而且分化与隔膜以一种他们自身无法察觉的方式迅速地实现着，从高考开始，直至就业、发展、结婚、生子，他们都是在各自的界别中寻找上升的可能。但在互联网所造就的虚拟世界，无论是在东京的实验室，还是在史各庄的民房，他们浏览同一个网站的新闻、使用着同样的聊天和社交工具，仿佛又回到了同一个世界，那个主流社会每天都在高谈阔论着的世界。

这样的情形，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一种奇异的和谐，现实生活中，彼此看不到差异，反倒都乐安天命，艰辛攀爬。当记者在北京走访了大量这种生存条件恶劣的底层青年生活社区后，原本以为生活其间的年轻人该会多么愤怒与沮丧，但事实却并不是如此，相反，他们极少抱怨社会、表达不满，常常表露出与年龄并不相符的平静、甚至漠然。或许，论坛、微博里的发泄已经足够安抚他们的情绪，即使一言不发，看到别人精彩的嬉笑怒骂，心中道一声痛快，也便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