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网络舆情研判处置应遵循五原则（2）

依法处置原则

在应对、处理网络舆情事件中，反腐败职能部门必须坚持依法处置原则。

某地曾出现“房票门”，这一乱象被网络曝光后，当地有关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在处置这一网络舆情时表示:“只要自觉上交不正当所得将免予处罚。”该言论明显背离依法办事原则。类似这种以功利主义的方式平息事端，解决社会矛盾，以求维护政府形象的情况时有发生。故反腐败职能部门在处置网络舆情事件中，应当严守法律底线，做到依法处置。

首先，在处置网络舆情事件中，应当遵循宪政原则。宪政是指一种在宪法之下使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念或理想状态，它要求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被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当前一些地方的法规、制度本身就存在违背宪政的现象，反腐败职能部门如果据此来处置网络舆情，很可能会陷入以违法不当的手段处理违法不当事件的境地。

其次，正确处理法律与政治的关系。在处置网络舆情事件中，存在着泛政治化的现象，用政治眼光而不是依据法律来认定网络舆情的性质与影响。不敢正视当前反腐倡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谈腐色变，认为腐败问题揭露多了，就会影响到当地和谐稳定和党政机关形象。长此以往，问题会越积越多，网络舆情风险也会越大。

再次，网络舆情处置的法律依据往往具有双重性，即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由于网络舆情源往往不是来自党政机关公职人员，而是社会普通公众，故不能以党内法规来代替国家法律，不能运用党内规定来认定社会公众的责任，而应依据法律原则，在法律框架下实施对社会领域的管理，更多地运用非强制性的政策工具实施管理。

最后，依法办事也应凸显反腐败职能部门履职行为的法治化，即反腐败职能部门自身首先应当成为网络舆论监督的对象，其自身必须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有效行使职权，尤其是防范案件查办中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合理怀疑原则

网络舆情往往凸显为网民或者新媒体对某些官员腐败行为的一种怀疑，甚至是道听途说，类似中国古代的“风闻奏事”。这种怀疑或真或假，有多少水分，是需要加以认真调查的。针对这样一种网络舆情现象，反腐败职能部门应当立足于防范利益冲突的理论视野，本着合理怀疑态度去处置网络舆情事件。因为社会公众的怀疑源于社会民主监督的伦理要求，社会公众不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其与官员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他们对官员的监督往往是通过任意怀疑来表现的，你不能要求其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这也非公众之义务。如果要求社会公众的怀疑必须限定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范围内，就等于变相地剥夺了社会公众的宪法权利。

防范利益冲突理论为评定官员“可能的”道德危机和法律危机提供了分析框架。正如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前司长梁锦松引咎辞职书中所述的:“我承认我并未能完全符合《问责制主要官员守则》，尤其是第5.1条有关主要官员须避免令人怀疑他们不诚实、不公正或有利益冲突。我就事件对政府带来负面形象深表歉意。我愿意为我的过失负上责任。”由此可见，合理怀疑原则既是社会公众监督权的体现，也是反腐败职能部门处置网络舆情事件应当遵循的原则。

问责与制度修正同步推进原则

在应对网络舆情事件中，反腐败职能部门还必须坚持问责与制度修正同步推进原则。

在处置网络舆情事件中，反腐败职能部门要强化对网络舆情事件中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不作为、乱作为行为的刚性问责。现在，某些地方官员为应对舆论的压力，往往在问责技巧方面做文章，以假问责、轻问责来规避真问责、重问责，采取问责手段如同蜻蜓点水，“高调问责、低调复出”现象时有发生。一些领导干部被问责以后，只要“实绩突出”，一年后就可官复原职，两年后还可提拔使用，这使问责制度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对公众的反腐败信心的维护产生了逆向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反腐败职能部门，切忌出发点错位，廉政网络舆情处置工作不是单纯放在如何应对网络舆论所带来的对政府的负面影响上，而是应当对在网络舆情事件中负有责任的政府部门和相关负责人进行强有力的问责，在严厉问责的基础上改进制度缺陷。十七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提出对政府各项制度进行廉洁性审查，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制度修正实现从源头上预防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