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利益集团主导的改革不可能成功

在看似一致的“改革”语境下，却是利益主导各说各话。本报记者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时，他认为当前所谓的改革共识是个假象，要扎实推进改革，仍需“顶层设计”。他设计的改革路线图是，从经济改革到社会改革，再到政治改革。经过三十多年高速发展，中国社会领域已然形成，且欠债颇多，在这个阶段，郑永年认为以民主化为主体的政治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而社会改革将是消化经济增长负面问题，也是助推下一波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所在。

中国模式政治化不客观

说到中国模式，有人强调中国特色，有人强调普适性，都是假命题。

《中国经营报》：你是最早提到中国模式的学者之一，但近年来关于这个概念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愈演愈烈。你怎么看？

郑永年：最近这几年，中国模式被政治化了，左派说，中国模式好得不得了，右派说，中国模式根本没有权利存在下去。但所谓模式是客观存在物，国家转型都存在一个模式，早期英国、法国，后来的亚洲四小龙都有一个模式。中国发展这么快，总要有她的长处，而任何模式也都存在自身的问题，没有完美的模式。将中国模式政治化，只从道德、价值的层面来评判，认为它好的人，找好的证据，认为它不好的人，找不好的证据，都不客观。

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可以称为一个模式，也必须成为一个模式。中国作为一个有几千年文明的国家，怎么样都不会变成一个西方国家，而现在很多国人太短视，在政策层面谈中国模式比较多，看不到其背后的文明因素、宏观历史因素。

《中国经营报》：但有质疑者认为，国家崛起的因素无外乎政府放开、市场发育，基本元素都是一样的，只有普遍规律，没有特色模式。

郑永年：任何模式肯定都有普适性，但也会有特殊性。西方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模式，英美体系的资本主义和法德就不一样，与日本也不一样，其民主政治模式也不一样。任何一个普适性的东西到了具体的文化中肯定会变的，所以，模式都是特殊性和普适性的结合。说到中国模式，有人强调中国特色，有人强调普适性，都是假命题。

《中国经营报》：这次欧洲的债务危机，是单纯的经济危机，还是欧洲模式面临深刻的转型？

郑永年：任何模式都要转型，欧洲资本主义，从最初的精英民主变为大众民主，谁承诺给的福利高谁上台，但现在的经济发展已经无法支撑这样的高福利模式，任何模式都有自我修复的能力，西方正处于这样的转型时期，但历史不会终结。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看待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未来？

郑永年：此次源于西方的经济危机根源于金融资本主义的弊端，即不容易被监管，与实体经济脱节。2008年美国通过刺激政策，暂时稳定了金融，但就业并没有改善，这就是金融与实体脱节的结构性矛盾造成的，这样的矛盾不会在一两年内得到解决，五年到十年世界经济形势都不会太好。

另外，在早先的产业资本主义时代，产业发展产生无产阶级，最后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对付产业资本主义，而现在的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分化为富豪和穷人，税负更多地压在中产阶级身上，中产阶级被挤压，就要起来对抗金融资本，经济矛盾容易演化为社会矛盾，甚至政治矛盾。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但也受害于由金融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即使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却很难建立起自己的中产阶层。

改革顶层设计最重要

强人政治以后，要发挥执政党集体的力量，执政党要成为改革的主体。

《中国经营报》：近一段时间，国内关于改革的呼声日高，很多人认为现在的中国很像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前的时期，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郑永年：邓小平南巡是个里程碑，真正改变了中国。1992年之前，农村改革能改的都改了，城市改革一时间失去了突破口，政治改革又因为上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而停滞。邓小平的南方讲话确立了市场经济这一突破口，改革目标明确后，政治体系原有的动员能力的优势发挥出来，改革进程得以推进。

邓小平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即东欧解体是因为经济不发展，并非政治改革，所以后来我们的改革重点还是放在经济上，走上了东亚模式，即先经济后政治，先发展后民主。日本及亚洲四小龙都是这样的模式，它们的成功表明，人均GDP3000美元的民主和人均GDP3万美元的民主，完全不一样的，如果简单说民主是好东西，我不同意，西方民主好，是因为有早期经济发展的雄厚基础。

《中国经营报》：改革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时机问题，同时需要关键人物的推动？什么条件才是推动改革的历史时机？关键改革人物必须具备什么素质？

郑永年：我认为所谓的改革时机，就是当前国内国际的大环境。中国今天特别像邓小平南巡之前：从外部来说，1989年之后是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制裁，现在是中国遭遇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从内部来说，80年代是理想主义年代，今天有理想主义回归的味道。而且，经济改革积累了很多社会矛盾，一直没去解决。党的十六大之后，提出了和谐社会的目标，在低保、医改等领域的改革做了一些推进，但也一直缺少突破口，就像80年代一样，改革不可能一开始就找到突破口，需要一个摸索的过程。

更重要的是，社会改革需要钱，中国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积累了很大的财富，尤其是中央政府，具备了搞社会改革的物质基础。如果经济增长下降就没有机会了。德国社保制度的基础是俾斯麦时代建立的，法国的社会保障则是拿破仑构建的，它们实现民主制度之后，社会保障有些地方有改善，有些地方反而恶化了。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奥巴马今天再推进医疗改革就很难，所以，当前民主对国家制度建设没有大的贡献。任何一个制度都是工具，是一个经验型的东西，是中性的，我们的改革要看到技术性的因素，不要道德化，不要提高到意识形态领域争论。

在中国，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就像八 九十年代那样，谁不改革谁下去。顶层非常重要，顶层确定目标，改革形成共识后，执行在中国从来不是问题。今天的中国，我们不能期待再出现邓小平那样的政治强人，强人政治以后，要发挥执政党集体的力量，执政党要成为改革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