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昌清：中国社会主义需三支引领队伍（3）

应当承认，传统体制确实培养了许多会当官（当党政领导）的干部，有很强的协调和总揽全局的能力。但问题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增强综合国力要靠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就是要发展市场经济、提高科技教育文化水平，没有一大批世界一流的公有制企业家和科技专家，光靠党政领导干部的规划和协调，不可能使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走在世界的前列。如果把公有制企业家和科技专家都统一到“官本位”的体制内，就扭曲、破坏了他们正常成长和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条件。现在的党政领导实行任期制，而企业家（无论是公有制企业家，还是私有制企业家）最好是终身制：企业家的地位和收入随他所经营的企业而变化——企业发展到多大，企业家的地位就多高；企业亏损、规模缩小，企业家的地位就相应降低；企业破产，企业家下岗。企业家的升迁是自发进行的，企业家有自主权；而党政官员的升迁是上级任命的，可以随时调动，官员没有自主权。如果把公有制企业家也纳入官员队伍，一是必然导致企业家的短期行为，不对所经营的企业和资产做长期打算，而是只作为官阶晋升的一个跳板；二是企业家没有自主权，搞好搞坏对官阶晋升也不关键，关键是掌握着调动和升迁权柄的上级领导和有关人员。这种权力关系还会形成另外一种情况：一些领导干部利用政府对国有企业经理的任免权，在某企业经营好的时候对原有经营者取而代之，把企业搞坏搞垮后再回到党政官员队伍。这样怎么能把企业搞好？

现代资本主义的多数企业，已经实现了私人资本社会使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变成了法人制企业。我国的国有企业，也有许多实行了股份制改造，变成了法人制企业。为什么资本主义的法人制企业能搞好，而我们的法人制企业搞不好？根源就在于我们的国有企业，其经营管理者是由政府任命的，没有自主权也没有内部监督制约机制，没有应有的社会地位也没有严格的责任，不能成为真正的企业家。只有实现“大三权分立”，把全民所有制资产的经营管理与行政管理分开，在人民代表大会下自成系统，才能改变企业附属于政府的局面，专业的公有制企业家才能形成，公有制企业才能搞好。

科技专家可以说是千秋万代制的，因为科学技术的创造和传承都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新的有价值的创造也会传之千秋。科学技术的传承和创新，就不能只考虑当前的用处，而必须综观古今与未来，按其自身规律发展。如果把科技、教育、文化的发展也纳入行政管理系统进行管理，那造成的扭曲、干扰和破坏比对企业的影响还要大，因为公共科技、教育、文化的费用需要国家财政负担或补贴，掌握财政资金分配权和人事权的党政领导机关更容易控制公共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单位。我国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之所以被“行政化”，就是这样造成的。只有实现“大三权分立”，把科学技术认定和发展的权力和资源从行政管理中分离出来，才能给知识以权力，给创新以权威。具体构想就是在宏观上，把全国级、省级的学会、协会和全国级的专业委员会提升为半官方的组织，赋予其与本学科、专业相适应的设立和评定科研项目、评定专业职称和奖项、选定教材、鉴定新成果、主办学术期刊、推进学术创新、组织学术交流、开展学术讨论、调节学术纠纷等权力和责任，拨给需要的经费，设立必要的机构。在学会和专业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教科文委员会，上属于全国人大和省级人大。教科文委员会可以按照议会制的方式开展工作、讨论问题和最后做出决议。议员由各学会、专业委员会推举，定期换届。

在微观上，高校和科研院所要按照学术发展和技术创新的规律，实行名师、名家、重大创新项目主持人带动机制。这些专家根据其学科的覆盖及学说、技术的辐射范围，可以成为有关教研部、研究所、学院、研究院的当然正职行政领导（或首席专家），并自选能配合工作的副职行政领导（或行政领导），并在聘任其他教研人员时有推荐权、决定权，同时承担带动本院（所、部）学术或技术水平提高的责任。在高等学校的体制问题上，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实行高校自治和专家治校，建立由各院（系）负责人和正高职称的专家组成的校务委员会或专家委员会，选举校长，讨论决定重大事项。也就是说，形成行政工作附属于科研和教学工作、为科研和教学服务的体制。

这样，才能使我国的科技和教育按其自身规律发展和创新，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办起一批世界一流的大学和研究院所，推动我国为生产服务的服务业（科研、教育等）的发展，改变我们的大量学生都跑到国外去上大学和研究生、许多科技人才都到外国研究机构或企业从业的现状。还能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充实到企业，推动我国经济走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创立和应用于教育，也能够培养出熟悉世情和国情，具有民主精神和非特权观念的领导干部和社会工作者，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培养合格人才，推进我国政治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