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昌清：中国社会主义需三支引领队伍（2）

受扭曲最厉害的是学场机制——既受官场机制的控制，又受市场机制的冲击，扭曲为“不讲尊重的依附权力和金钱竞争权力、金钱、名誉、地位的学场机制”，学术和文化价值越来越谈化了，致使教育培养不出一流人才，科技和文化研究（包括社会科学研究）出不了能够推动产业、专业和社会提升的创新成果。长期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温儒敏教授通过亲身感受指出现在大学的五种“重病”：（1）市场化。教育投入仍然严重不足，教育资源分配越来越不均 。大学不断扩招，靠获取学费来维持运行，办各种班“创收” 。赚了一些钱，风气坏了，人心野了 。（2） “项目化生存” 。现有学术生产管理体制的量化要求，特别是理科与工科的研究，没完没了争做各种项目。学术会议、成果鉴定、资格审查、项目审批玩手段走过场，吃喝、游玩、送礼、拉关系、作交易反倒成了实质内容 。浪费人生，浪费资源，学术腐败 。（3）追求大而全 。大学合并，办学个性与特色丢失 。（4）官场化。大学官场化，谁当领导谁就得到更多资源。有的教授也争着去当处长。知识分子丧失独立的思想和判断，失去头脑，失去灵魂 。（5）主管部门往往为了显示政绩，搞“教育的GDP”，不断改革、创新，不断搞什么“战略”、“工程”之类，名堂、花样让人目不暇接 ，折腾效果值得怀疑 。（ 温儒敏：《中国大学的五种“重病”》 爱思想2012-01-10 10:58:16）这五种“重病”就是受官场机制制约和市场机制冲击而形成的学场机制扭曲和变形的生动描述。

实行全民所有资产经营管理权、科学技术认定发展权与行政权的“大三权分立”，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从顶层设计把三大竞争机制分开，让它们各自独立地发挥作用。（见笔者的《“大三权分立”：解决中国问题的治本之策》、《“大三权分立”及其配套改革一举十得》）只有推动现代化的“三大法宝”全都用好，中国才能全面地顺利地实现现代化。

三、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需要三支引领队伍

西方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三支引领队伍：私有制企业家（资本家）队伍、政治家（政客）队伍、科技专家队伍。前苏联之所以能够在几十年时间内强大成为与美国争霸的超级大国，是因为它有一支很强的共产党政治家队伍和一支比较强的自然科技专家队伍；它之所以最后失败，是因为它的体制产生不出世界一流的公有制企业家队伍和社会科技专家队伍。中国之所以在近代以来一直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境地，是因为在中国皇权官僚体制下，只能产生出一支官员队伍，而产生不出真正的企业家队伍和科技专家队伍，“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始终无法实现。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和共和，想改变这种情况，最后也归于失败，只是把皇权官僚体制变成了党权官僚体制。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只是把国民党换成了共产党，把三民主义换成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党权官僚体制更加严密。

在这种体制中，权力决定一切，权力控制着财富，权力就是真理。改革开放，只是放开、搞活，由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经济建设还是在原有体制下进行的，结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成权力市场经济，权力控制财富逐渐变成权力占有财富，权力就是真理由最高权力的一个”权力即真理”变成各级党政领导的无数个“权力即真理”。企业、科技、教育、文化、医疗等不同部门的业务和能力，最终也变成某种职务、职称、岗位、地位、待遇的权力，转化为人事权、财政权、招生权、授予权、评定权、检查权、发言权等等更具体的权力。权力的行政化配置、支配和切割，使公有制企业家、科技专家的成长和才能发挥受到种种扭曲、限制和阻碍，使得中国有国有企业的“老总”、经理、厂长而无真正的公有制企业家；各种专家学者的职称、项目、评奖、津贴甚至学术地位，无不打上行政化的烙印。

改变这种局面的根本办法，就是要改变“一元化领导”和“官本位”的体制，实行全民所有资产经营管理权、科学技术认定发展权与行政权(党政领导权)的分立——“大三权分立”， 使对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起基础和引导作用的全民所有经济与公共科技教育文化部门获得自主发展的权力和资源，按照自身规律不受干扰地完成开拓和创新，成长起一大批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公有制企业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引领作用；成长起一大批具有求真创新精神的科技专家队伍，引领中国的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技术进入世界先进行列。这两支队伍与具有执政为民精神的党政官员队伍一起，才能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成功，并持续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