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美国初显些微的疲态都还只是一些表面的现象,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对18世纪以来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制度以及建立于其上的代议民主制度的唯一崇拜的疑虑,也就是对福山命题的挑战。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伴随着中国的走强和展示出的良好的发展趋势,这样的思考渐渐多了起来。尤其今年以来,西方许多学者开始正面关注中国的崛起,重新思考东方思想文化的价值,思考中国复兴以后对现有世界秩序、主导价值和观念体系的影响。也有人热议G2、CHIMERICAN,虽然是少数人的议论,但可以从中观察出一些迹象,所谓见微知著。尤以金融大鳄索罗斯和世行行长佐立克的批评为世人所关注,索罗斯直言美国式的世界资本主义面临危机,他看好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虽有隔海媚中之嫌,颇代表了一些人的看法。而曾提出“中美利益攸关者”的佐立克更尖锐批评美国透支了200多年积累起来的信用,对由此带来的深刻影响深表忧虑,这可以视作是对美国未来的担心。哈佛教授尼尔.弗格森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我们正在见证西方500年支配地位的终结。更令西方世界惊悸。当然,仅仅凭一次金融危机,凭一些名人、学者的看法,或者依据尚未成熟和完善的所谓中国模式就下断语,显然是不够和肤浅的。世界还在发展变化之中,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人类的一项伟大发明,其还远远没有走到尽头。
虽然如此,放眼当今世界,美国一味地恃强凌弱、一意孤行,其在国际上滥行霸权而在涉及本国利益时却自私自利,使得世界各国对美国所宣扬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不免产生怀疑,因而,出现审“美”疲劳是早晚之事。
但是,这一些,都还仅仅是问题的表面,更具有挑战意义,值得深入思考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和民主制度是否存在根本缺陷?这个缺陷是什么?自由民主制度有没有适用的界限?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者”是否也有开始走向终结的一天?自由民主制度是否不再被唯一作为不懈追求的政治理想?等问题,这些才是审“美”疲劳背后更深沉的疑问。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任何的制度创设都有生命周期,如同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在其创设以后将近1500年的时间里都是先进的,而在其后的大致300年里,这个制度凭借其惯性和可维护性,仍然延续,然后再过200年才彻底腐朽、衰败,直至遭遇完全异质的西方制度的挑战,才开始调整、应战。如是观之,西式自由民主制度亦终无永恒的道理,本质上说,西式自由民主制度是一种发散、扩张的制度,而不是内敛和闭合的制度系统,其内在的孕育了以所谓“创新”的方式不断向他国索取,向地球索取,乃至向外星球索取的模式,这种正反馈的制度系统恐将难以为继,最终将陷入“创新的陷阱”。
中国在西式自由民主制度主导世界200多年后开始改革传统制度,走的是半西式路子,将西式的自由市场制度与经过优化的传统专制制度相结合,创造了经济奇迹。假以时日,中国的经济发展赶上美国,基于中国的政治传统和内部稳定需要,这样的混合型制度极可能经再优化后延续,而不一定遵循福山法则,那将对美国为代表的西式自由民主制度构成挑战,而中国的自成体系的政治理念和文化传统也将为其时的追赶者提供有别于欧美式的榜样,那时,世界将更为审“美”疲劳。因为西式自由民主制度毕竟已辉煌了500年,所谓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传统的历史周期理论,其实深具智慧,通俗而有解释力。我们也许现在就已经开始了这样的周期,骚动的地球,不安的西方,迷失的美国,不服的金砖四国,雄心勃勃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推进这个周期。
人类从21世纪开始,必将是高度混合制度的天下。师西方之良制长技为己所用之中国,也许更符合未来历史发展的逻辑,这种东西方融合的模式,恰是今日中国的优长,而难为美欧所采纳。因为一种自视为先进的制度往往会拒绝落后国家的实践,西方很可能在自己站起来的地方逐渐倒下,因为自惑和尚且强大。这正是天朝大国—中华当初的悲剧,历史经常会循环,不是因为无知,而是因为历史逻辑和惯性使然,这恐怕才是西方社会的真正危机所在。在21世纪,曾经脱亚入欧的日本难保不会离欧回亚,日本人总是会相机抉择,这就是一种文化的次级文化圈所具有的灵活性和自由性,面对西式现代化模式,上个世纪以来,其实日本一直不乏反思的智者。在竞争来临时,一种文明的核心代表则往往会选择拼争而不是认输,置己于死地后再新生。设想未来中国将西式民主制度嫁接在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上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有竞争力的制度形式,并与美国一样强大时(这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历史使命),美式自由民主制度究竟会怎样选择?它愿意包容东方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吗?愿意彼此取长补短吗?(其实质将是既得利益和霸权地位的放弃以及意识形态的修正),如果真如此,而不采用你死我活的方式,那将是人类的福音,否则,人类将会面临新的更大的灾难。
审“美”疲劳的出现,其实是一个拐点的开始,包含着深深的忧虑,考验着人类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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