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宜勇：现在法律上的障碍是很小的，事实中的阻碍正需要共同去克服。有一点要强调的是，集体协商谈判不是没有成本的。比如西方国家的工会在和资方谈判的时候，都不是说工人自己去谈，而是请谈判专家来，还要请会计师来审计企业的利润空间到底有多大，请律师来解决法律问题，等等。这样下来，可能提高100元的薪水就要先付出100元的谈判成本。如果我们的工人都等着政府或者企业来主动提高工资，那是不现实的。
对于工人，还要学会“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用手投票就是通过理性的方式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包括集体谈判，也包括去选出代表自己利益的人大代表。用脚投票就是觉得报酬不满意了可以去选择别的工作，去自己创业，或者等待，现在许多年轻的农民工就这么做了。
辅文
提高居民收入份额须出“组合拳”
当前，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存在“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分配比率呈下降趋势的特征
文/安体富
一定时期内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分配格局，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产出在各部门的分享结构，这种产出分享结构直接影响到宏观经济运行以及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同时它也可以反映经济改革的成效。良性的分配结构可以促进社会变得更加和谐，经济基础更加稳定。
当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存在“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分配比率呈下降趋势的特征。
从1996年到2007年间，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和企业分配比率不断上升，政府由1996年16.5%上升至2007年的19.5%，企业由1996年的16.0%上升至2007年的22.6%；而居民分配比率则呈下降趋势，由1996年的67.5%下降至2007年的57.9%。
同样，在国民收入最终分配中，政府最终分配比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由1996年的17.7%提高到2007年的24.1%。企业也一直处于上升趋势，由1996年的12.8%提高到2007年的18.4%。居民一直处于显著下降趋势，由1996年的69.5%下降到2007年的57.5%。
这种收入分配格局抑制了消费需求。我国消费率相当低，并且呈不断下降趋势。据世界银行统计资料，2002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80.1％，而我国为58.2％，2007年更降低到49.0％。
居民分配份额的不断降低，是导致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的重要原因。公共部门将大量居民储蓄资金投入一些重复建设、缺乏效率的工程，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下降。
过快的投资会引发生产要素价格上涨，成为了通货膨胀的潜在推动因素，这势必会降低福利工薪收入者的福利水平，并且过高的固定资产投资使得产能出现过剩，增加了未来各种行业业绩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失业的可能性。同时，投资拉动的调控措施见效快，但可能会造成未来的宏观经济失衡，加剧经济波动。
当前这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存在多重原因。一方面，企业利润侵蚀了居民工资。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1996年的53.4%下降至2005年的41.4%；营业盈余（企业利润）占GDP的比重则从1996年的21.2%上升至2005年的29.6%。利润侵蚀工资的方式多种多样：很多企业将最低工资标准当作实际工资执行标准，有些企业还强迫职工经常加班，而不支付或少支付加班劳动报酬，肆意拖欠工人工资。
另一方面，政府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降低了居民收入分配所占比重。据有关资科统计，目前发展中国家宏观税负（税收占GDP比重）平均为19％（包括社保税），2009年我国税收占GDP比重为17.7％，如果加上社保基金收入和政府基金收入，政府支配的收入总计在30％以上，是比较高的。
同时，政府财政支出中，直接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偏低。2008年我国财政支出中，用于直接与民生有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科技、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为32.9％。而美国用于这方面的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56.2％（1987年）。
另外，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的微弱增长，也影响提高居民分配份额。
有鉴于此，有必要采用多重手段提高居民收入份额。
政府应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加强对垄断产业收入的监管。提高农村扶贫标准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贫困线。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可以探讨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调整国民收入格局，使政府所占收入份额有所下降（至少不再提高），居民所占收入份额有所提高，为扩大居民消费奠定基础。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稳定居民消费预期：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加快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降低社保基金支出压力；针对农民工流动的特点，尽快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保险跨省区转移机制；加快建立基本住房保障制度，降低居民住房利息支出。同时，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财政支出中用于民生方面支出比重。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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