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大学不应是做官、致富的工具

提要：如果蔡元培先生活到现在，可能会发出感慨，何办此大学?——不要大学，只要有官场，就会有官;只要有商场，就会有大款。这不是大学的作为，而是把大学作为了做官、致富的工具。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语惊四座。这段话被参会嘉宾上了微博后，迅速被转发3.5万次。(中国青年报5月3日)

钱先生的话，在网络上遭遇不同的解读，有的表示赞成，认为钱先生说出了对当前大学教育的忧虑;有的则表示反对，认为“伪利他主义”比“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更可怕，作为长者，不应该一味批评青年人，而应该理解青年人所处的现实环境。

讨论任何话题，都需要语境，钱先生说上述这番话，是在“《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这个会议本来我也要参加，只是临时有事未能出席——因此，话题必然围绕如何建理想的大学。就这个话题，我们每个人不妨问问自己：我们心目中理想的大学是什么模样?现在的大学和大学生，已经达到“理想”的境界了吗?

对于教育话题的讨论，我有一个总体的感觉是，每当涉及到对教师和学生问题的批评时，总会遭到舆论的“反弹”，比如，说教师急功近利，缺乏教育理想和学术理想;批评学生完全是“工具理性”，没有理想抱负，都会遭到质疑：教师能不急功近利吗?学生能有“工具理性”已经不错了。

如果都以这样的态度来分析我国的教育问题，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问题都是别人造成的，与自己无关，于是大家心安理得地容忍自己身上的问题。如果每个教育中人(或与教育相关者)，都以这样的态度对待教育的问题，那么，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将很难出现“理想的大学”，我们对大学的期待就越来越低。这次围绕钱先生谈话的争议，也是这种困境——你在谈大学的理想，大家却觉得现在大学连底线都不够，或者说能做到底线已经不错了。以理想的眼光看问题，大学中诸多事，难以容忍，而以底线的眼光对待，能有一点羞耻心，已是难能可贵了。人们的耻感，也就是这样一步步消失的。

接受大学教育，有双重的价值，一是功利的价值，即提高工作的技能，由此找到好的工作，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二是非功利的价值，即提高个人的修养，发展、完善自我。目前我国的大学教育，几乎只剩下功利的价值，非功利的价值，既被大学校方抛弃，也被教师、学生抛弃，甚至被社会抛弃。

这样的大学，对社会的价值，是十分有限的，她很难成为社会的灯塔，引领文化的发展。由于一心追求功利的价值，大学的独立性必然丧失——这正是大学存在的最大理由——而变为围着社会需求转的职业培训所。不幸的是，我国所有的大学，包括北大、清华在内，都加速朝职业培训所发展，要从职业培训所里走出科学大师，人文巨匠，鲜有可能。

更不幸的是，在功利的社会环境中，人们似乎也接受了北大、清华这样的“办学定位”，选择北大、清华的理由，已经心照不鲜：为了当官(清华以培养了多少省部级高官为荣)，为了发财(北大以培养了多少富豪为傲)。

很多人说，选择当官、选择发财，何错之有?这当然没错，但这不是一所理想大学及其学生的品质。何为理想的大学，大约在一个世纪前，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已经说得明明白白。

蔡元培说，“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于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

如果蔡元培先生活到现在，“入法科者，均为做官;入商科者，均为致富”，且北大以之为傲，可能会发出感慨，何办此大学?——不要大学，只要有官场，就会有官;只要有商场，就会有大款。这不是大学的作为，而是把大学作为了做官、致富的工具。

我国要出现理想的大学，需要回归对理想大学的认识。争议是做“伪利他主义者”好，还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好，这已经把大学降低到了底线之下，就好比讨论两个恶习，有一种恶习的人比另一种恶习的人好，结果是越来越坏。这种争议本身，已经反映出社会对理想的大学基本不抱希望，这其实是阻碍“理想大学”的最大力量。

理想的大学，孕育在对“大学”的理想追求中，不管现实环境如何，这种理想都不能泯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