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前：高福利，欧洲不可承受之重

欧洲是福利国家的发源地。一直以来，对“福利国家”并没有一定明确的定义，但从当代福利经济学角度解释，“福利国家”的内容包括混合经济、充分就业、收入再分配和社会福利四个方面，其中社会福利是核心内容。简单通俗地说，“福利国家”就是由国家承担保障公民普遍享受各种社会福利的职责。

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发祥之地，欧洲在历经数次战争与炮火的洗礼后，依然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发挥着它不可或缺的作用。也许它比不上美国的政治势力和军事霸权；也许它也不如某些阿拉伯国家富裕，但大多数的欧洲人享受着从出生到死亡等一系列优厚的生活条件，这归功于欧洲社会较为完善的社会福利体制。

在高福利的条件下，欧洲人比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更会享受，更加“养尊处优”。

欧洲的福利名目繁多，如社会福利金、生活补助金、住房补助金、创造就业基金、再训练和继续教育基金等，只是各国情况不同，所设立的福利项目和标准略有差异。如德国对失业者的补助金额为该国平均工资水平的60%~67%。法国是57%，意大利为70%，西班牙视家庭规模不同，每家每月补助400~1200美元，这些补助均是用于日常生活开支的。至于子女教育费，那是不用他们操心的，政府全包，免费教育。另外，没有住房的失业人员，政府还安排社会房，自己只需掏少量的租金。这种福利体制以较高的税收为完善的社会福利筹措资金，通过高度的收入转移，由基层部门承担。广泛的公共服务也是经济调节的一种特殊形式，借助于公共消费实施对经济需求的调节。它同时是国家把相对高效率的生产部门与比较平等的收入分配和公平的机会结合起来的机制。以丹麦政府为例，上缴的税收40%用于社会福利，包括政府养老金、老弱公民补助、托幼服务、失业救济等。同时，上缴过各种税收的丹麦公民可以心安理得、一文不花地享受各种福利待遇。

正因为如此，欧洲人过着悠闲舒适的生活，享受着充足的假期和补助。养老保险、工伤事故保险、失业保险、护理保险、子女补贴医疗保险等社会福利，保障了欧洲人的生活标准及质量，即使到退休后其生活质量也不至于大幅度下降。甚至有人说，欧洲丰厚的福利待遇使失业人员比在职人员过得更滋润，这并非夸张。比如在德国的450万失业者中，用失业救济金去旅游度假，或花上十年、八年时间在大学里进行再教育的大有人在。据报纸刊登，在法国许多家庭的收入总额中，福利金高于薪金。但是，这种令人羡慕的福利体制犹如双刃剑，既给欧洲人带来了优裕的生活，减少了社会阶级矛盾，但同样也存在不可避免的问题。美国人就曾对此不屑一顾，认为这是花钱养懒人。这话不能否认有其一定道理，我们也必须看到欧洲的福利制度的问题所在：

第一，欧洲这个高福利的天堂，失业与就业的矛盾已成为一个难以调和的社会顽症。之所以说难以调和，是因为这里的失业、就业与高福利、高税收形成了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相互交错、相互碰撞的矛盾关系，从而演绎出了与此相关的、有悖常理的社会心态，使得政府在解决失业问题的征途上陷入了难言的尴尬境地。欧洲等国的失业工人上街游行的时候，他们游行的目的并不只是要求政府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更多的人是希望增加福利。这种社会惰性的形成使工人工作的积极性减弱，必然导致工作效率降低，经济发展变慢。

第二，众所周知，欧洲的高福利是以较高的税收为基础的。例如，丹麦的个人所得税高达50%，这意味着一个人如果月收入为2万丹麦克朗，那么他实际到手的只有1万克朗。不过这笔税钱他根本没有看见，因为在领取工资之前，所得税已经被扣除了，由雇主直接缴至丹麦国内税收署。而且，丹麦的企业税相当高，以至于不少丹麦人认为当老板还不如当雇员赚得多。正是这种严格的法律保证了政府足够的社会福利基金，但也使企业解雇员工变得既困难又昂贵，整个企业的投资成本也大大提高。结果，欧洲较之美国在吸引境外投资和带动经济活跃上缺乏竞争力。而且这也影响了欧洲就业人员的个人积极性，美国人失业后常常能在几个月甚至几周内找到工作，在欧洲，失业者要再获得就业机会常常要等几年。美国人通过市场而非政府管制来降低失业率，维持着比仁慈的欧洲更为良好的就业状况。

第三，欧洲国家政府机构庞杂、制度相对僵化，造成巨大财政消耗。意大利的官方福利机构多达4万多个。英国仅保健服务的工作人员即达98万人，管理费用16亿英镑。各国有关福利的规定极其烦琐，英国发放临时补助的指南仅索引部分就长达43页。法国医院的预算取决于病床利用率，因此，医院有意延长病人的住院时间，仅此一项就增加保健费用15%~20%。意大利的法律规定，“工作能力下降”就意味着残废，因而每年向500万身体健全的人发“抚恤金”。德国规定每周工作不足20小时就算失业，故而有人设法使自己的工作时间符合失业救济的规定，领了失业津贴又去干私活。据英国福利部门的研究，英国有9%的失业男性领取的失业津贴比工作时的收入还多。英国《经济学家》报道，英国养老金的几乎一半，儿童津贴的3/4，家庭补助的51%，都发给了并不迫切需要的人。

第四，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限制了欧洲社会福利制度未来存在的空间。首先，在大部分欧洲国家，右翼政党获得了更多的选票，右翼政治思想的影响扩大。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和个人主义取得更多的支持。社会民主党处于守势。其次，另一个显著的趋势是国际化倾向，即经济和新技术全球化过程中的新形势，例如欧盟的成立和正在加速进行的欧洲一体化。最后，由美国、日本和欧盟“三角结构”引导的国际化趋向，把欧洲社会福利制度暴露于更高程度的国际竞争之下。尤其作为高福利的北欧欧盟成员国，如果不改变其主导模式的社会保障制度，将会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

第五，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工作热情和生产效率。社会福利制度的推行，有利于维护“平等”的原则，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降低了人们的工作热情和进取精神。欧洲的缺勤率平均达到10%，瑞典高达20%，而日本仅为2%。德国前总理、经济学家艾哈德曾说，福利国家使我们不必依靠自己的努力，而是依靠国家，这会使经济发展失去动力。例如，德国尽管有200万失业大军，同时又有几十万个工作岗位没人干。有人领取了失业津贴就出国度假了。

正是应了那句话，“存在的必定是合理的”，欧洲必定要有欧洲的特色和传统，其社会保障体制有存在的合理性。欧洲要想在这个世界上存活，而且还要发展繁荣，还要稳定，还要和平的话，它不想像美国那样，也不可能像美国那样，让少数资本发展，然后靠军事力量去侵占其他国家，它没有这种可能，它的军费开支加在一起还不及美国，它要想和美国竞争就要把它的经济社会制度绑在一起向外输出，用欧盟驻华大使的话说就是，“我们要让我们的邻居更像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