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燕芳：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后马克思主义是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一股颇具争议的政治理论、哲学思潮。随着拉克劳和墨菲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一种激进民主》出版，后马克思主义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探讨热潮。尽管后马克思主义是在20世纪80年代“登陆”中国的，但国内学者真正展开研究是2000年以后的事情[40]。2002年12月13日，江苏省哲学学会与南京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在南京联合召开“后马克思思潮与后马克思主义”学术研讨会，开启了国内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序曲”。这次研讨会之后，后马克思主义在国内研究逐渐繁荣起来。

在对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必然要追问的问题是：何为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包括哪些代表人物？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关系？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怎样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理论和观点是什么？以上问题也正是国内学者关心、思考和探讨的问题，构成国内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状。本文在分析上述问题基础上，本文对后马克思主义在国内研究中的成就和缺失进行评析，并对今后的努力方向进行思考。

一、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与边界

后马克思主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以拉克劳和墨菲为典型代表，国内学者对这一点基本能取得共识；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国内学者在界划和代表人物上存在着诸多争议。

周凡认为，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有其复杂的“经验史”。他把后马克思主义追溯到了波兰尼，在1985年拉克劳与墨菲宣称后马克思主义之前，还有麦克弗森、贝尔、科拉柯夫斯基、阿兰·图雷纳、琼·柯亨使用或发展过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1］（37－65）。杨耕、王凤才等人也认同这种观点，但曾枝盛认为，把后马克思主义的发生时间推到50年代末的波兰尼或在其之前，这种结论有些欠妥。曾枝盛坚持后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更宏大的体系。他将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解为马克思主义之后，将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解为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而出现的一种马克思主义，并将其分为左中右三翼：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詹姆逊为代表的“文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以哈贝马斯、里科尔为代表的“后解释学的马克思主义”，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激进政治的后马克思主义”［2］。俞吾金、陈学明与曾枝盛的划分大同小异，他们将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划分为四大派别：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詹姆逊为代表的文化阐释学的马克思主义；以哈贝马斯、塞麦克为代表的解释学18的马克思主义；拉克劳、墨菲等其他后马克思主义［3］（Ｐ706－707）。胡大平指出，上述这种界划存在着诸多理论问题，它既忽视了诸多并不同质的理论之间的差异（如哈贝马斯与后结构主义之间明显的冲突），又直接反对不同理论家的公开立场（如詹姆逊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公开批评）［4］。孔明安也认为，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不应该把哈贝马斯包括在内，因为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主要指的是建立在西方后结构主义或解构哲学基础之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批判和研究的最新的西方哲学社会思潮，包括德里达、福柯、鲍德里亚和利奥塔等人［5］。

杨耕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与后现代思潮相重叠，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构或重构的政治理论、哲学思潮。它没有思想领袖，没有统一主张，甚至没有同一脉络。他把后马克思主义分为三种不同的主导思路：其一，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或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后来用后现代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以利奥塔、鲍德里亚为代表；其二，以后现代主义解构马克思主义，同时又在一定意义上继承并重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以德里达、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其三，从马克思的思想中寻求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并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以贝尔为代表［6］。

正如周凡所言，人们纷纷“前溯后延”式地把与拉克劳、墨菲立场相同、相近、相似或者对拉克劳、墨菲思想造成重大影响以及受他们思想影响的诸多当代思想家“纳入”后马克思主义中来。因此也产生了因其外延的过度扩大而使其指义摇摆不稳的现象，从而影响了这一概念运用的精确度和规范性。但无论如何，后马克思主义从一种思想倾向到一种被广为接受和运用的理论分析范式完全确立起来了［7］。

虽然后马克思主义的边界仍然是一个争论的问题，但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却是非常确定的：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目标的改造，改写为一种各阶级都能接受的伦理价值；二是告别无产阶级革命；三是刷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反对元叙事［8］。不论后马克思主义的外延如何扩展，边界如何界定，在国内对拉克劳、墨菲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却是最多的。“无论从拉克劳与墨菲对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还是从他们对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影响来说，都可谓无人出其右。”［1］（Ｐ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