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燕芳：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2）

二、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一个重复而又复杂的问题，是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焦点问题，也是国内进行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必然追问的问题。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有所继承，也有所抛弃，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模棱两可；少部分学者明确把后马克思主义划归“非马克思主义”或者“反马克思主义”。周凡断言，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将是一个“继续下去或永远继续下去的争论”。

周凡梳理了拉克劳、墨菲从马克思主义者到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指出他们曾经一度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守护者。在后工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巨大变迁面前，反抗的主体、形式、策略都与马克思的时代大不相同，再寄希望于被传统马克思主义视为普遍主体的无产阶级去完成人类的彻底解放已没有可能。然而，拉克劳、墨菲又不愿意放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理想的追求，尝试把后现代的话语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批判精神高度融合起来，构建一种非阶级的反抗资本的政治认同模式［9］。因此，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抛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与基本命题，提出一系列的质疑和批判；另一方面又保留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敏锐洞识并延续马克思主义真精神。既宣告后马克思主义大大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又声称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从理论立场上看，它代表着左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种思想转型和战略转型［1］（Ｐ1－2）。

胡大平、王凤才、尹树广、陈炳辉等人从不同角度表达了与周凡同样的意思——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模棱两可性。胡大平认为，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超越“补充”的姿态，在理论上表现出明显的含糊性：一方面，它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动员为一种反抗资本主义的激进个人政治话语；另一方面又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并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了复杂的共谋［4］。王凤才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超越、解构与重建。拉克劳、墨菲的分析还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他们试图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内在价值，恢复并再生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但是，他们的分析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有着根本的不同，马克思肯定社会的客观性，而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反对任何最终封闭的客观性，许多部分都外在于马克思主义传统［10］。尹树广认为，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中的关键范畴如国家、阶级和社会进行了解构式理解，只是在基本价值观、现代社会政治斗争两个方面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密切联系［11］。陈炳辉认为，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理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借助后现代主义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思想文化进行了新的探讨和分析；另一方面又主张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并力图通过这种解构和否定，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的传统［12］。

只有李世涛和王平两位学者明确界定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或者“反马克思主义”。李世涛指出，后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观、阶级政治、科学社会主义、本质观和因果关系方面反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尽管它借鉴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从总体讲后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解构、超越经典马克思主义，并由此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拉开了距离，成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矛盾、对立的一个理论思潮［13］。王平也认为，在性质归属上，后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它试图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概念和范畴［14］。

三、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从总体看，大部分学者认为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也有学者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之后的一种思潮。具体来看，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卢卡奇、卢森堡、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有理论上的密切关系，其中与葛兰西的理论联系最为密切。

仰海峰把从葛兰西经阿尔都塞到拉克劳、墨菲这条线索直接纳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当中，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条线索，区别于另外一条为人们所熟知的线索。始于卢卡奇，经法兰克福学派的中介，以阿多诺为转折点，转变为后马克思主义［15］（Ｐ2）。陈炳辉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直接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后者在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后的新发展，甚至是广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衍生出的一个新流派，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连续性和断裂性［16］。王凤才与陈炳辉的观点大体相同［10］。胡大平的观点稍有不同，他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终结后的又一种新的历史动向，它在当代学术中的急剧生长，充分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复杂变化，也在理论上为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提供了一些基本教训。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存在着一个潜史，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表征，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逻辑后果［4］。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中，葛兰西对拉克劳、墨菲的理论联系最为密切，但卢卡奇与拉克劳、墨菲的关系却鲜为人知，也很少被人论述过，拉克劳、墨菲本人在其著述中也很少提到卢卡奇。周凡对拉克劳、墨菲与卢卡奇的关系进行了挖掘，他将马克思——卢卡奇——拉克劳连接起来，凸显三人之间的关系。在直接的理论承继关系上，周凡认为主要表现在，卢卡奇把卢森堡自发性概念作为阐发阶级意识的蓝本，如果阶级意识是自发性的不适当变体，那么霸权概念就是阶级意识的不适当变体。相对于卢卡奇，拉克劳放弃了作为“本体”的无产阶级概念，也放弃为抢救这一“本体”而重新发现的辩证法，他致力于再造一种新型的主体［1］（Ｐ344）。

如果说拉克劳、墨菲与卢卡奇的关系是隐形的，那么与卢森堡的关系虽不及葛兰西密切，但却是显露在外的。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的开篇，拉克劳、墨菲在对霸权概念谱系的追溯中就指出卢森堡的理论困境。国内两位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对此持不同的态度。夏莹给予了反驳，她反问：卢森堡的困境真的存在吗？她认为，拉克劳与墨菲对卢森堡进行了误读，卢森堡试图通过对特殊性（偶然性）的强调来建构一种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普遍性的尝试，使卢森堡与拉克劳的霸权理论具有了本质上的相似性［17］。周凡在拉克劳、墨菲对卢森堡解读的基础上进行了延伸。他指出，拉克劳与墨菲把自发性概念拨正为一种极其创造性的理论资源，从中寻觅偶然性，为在反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中进行主体身份建构。卢森堡的两难困境是由于受到了多元决定过程之外的必然性逻辑的严格限制，只有实际地承认偶然性逻辑的作用，才能走出卢森堡式的困境［1］（Ｐ161－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