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燕芳：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3）

拉克劳曾经指出，他的作品的主旋律就是重新阐发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认为如果没有葛兰西，他们的整个思想规划将是不可能的。那么，拉克劳、墨菲从葛兰西那里继承了什么？又抛弃了什么？怎样形成自己的霸权概念的？仰海峰认为，拉克劳、墨菲通过批判本质主义将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改造为话语游戏意义上的激进民主理想［18］。周凡指出，葛兰西主义的思想方法和概念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被沉积到“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造之中。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政治是对葛兰西式的语言政治学的后结构主义处理；葛兰西一直强调霸权是对其他集团的意识形态元素的多元决定与链接关系，只有在这样的霸权链接关系中，才能保证参与各种斗争的主体的自由、平等与自主性，实现社会主义，成功的政治能够从异己的、反己的力量中吸收增益性的成分，葛兰西这种观念被拉克劳、墨菲以一种独特的形式接合到自己的论述之中［19］。张秀琴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对葛兰西和拉克劳、墨菲进行了比较研究。她指出，葛兰西立足于一种总体的历史主义视角来探讨意识形态问题，而拉克劳、墨菲则主要从一种偶然的连接主义视角来探讨意识形态问题，尽管后者一直声称从葛兰西那里继承了众多意识形态分析范畴，但却得出了与葛兰西不同甚至是相反的结论［20］。

拉克劳、墨菲借用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概念，对其进行了解构式的阅读。仰海峰、孔明安两位学者对此进行了分析。仰海峰分析了阿尔都塞多元决定理论对于拉克劳、墨菲的重要性，指出拉克劳、墨菲废除了阿尔都塞多元决定理论的最后决定框架，使具有总体特性的多元决定理论变成了一种碎片式的链接理论，这构成了他们重新讨论霸权概念时的理论要素之一［21］。孔明安指出，拉克劳所得出马克思前后思想的“矛盾或冲突”的结论与阿尔都塞的“断裂论”存在“家族相似”。在阿尔都塞看到的标志着马克思思想成熟和科学之处，恰好成为拉克劳批判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嫌疑或科学主义之所在；在阿尔都塞认为是需要摈弃的，即马克思不成熟或不科学的、标志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地方，恰好构成了拉克劳大加改造和发扬之处［22］。

四、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及理论研究

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诸如霸权概念、话语理论、对抗、政治理论、社会主义观、偶然性逻辑、比较研究等方面切入以拉克劳、墨菲所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霸权方面，学者们都能看到霸权是拉克劳、墨菲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核心概念，只是在具体观点上有所差异。周凡追溯了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尽管霸权逻辑实际上已经发挥了替补作用，但其正当性并没有得到认可，霸权是以一种匿名形式出场的［23］。曾枝盛指出，“霸权”的条件是对抗力量的存在和把它们分离开的不稳定边界，自主性是其构造形式，激进多元民主是其基础［24］。陈炳辉认为，拉克劳、墨菲超越了列宁的政治领导权和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走向话语领导权，颠覆了社会客观性和历史必然性的观念，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论，表现了一种随机性、偶然性、非决定性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25］。

从话语的角度，胡大平、付文忠、孔明安、夏莹等人进行了分析。胡大平认为，拉克劳和墨菲的激进民主政治规划作为一种左派话语，实际上是通过阿尔都塞和拉康等人的“反本质主义”逻辑把客观的“社会”存在改写成一种主观的话语空间而形成的价值立场，在其中，政治的对抗性基础变成一种与社会条件无涉的个体对抗，政治本身变成一种话语争夺的斗争［26］。付文忠、孔明安认为，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深受福柯的影响，为了消解马克思的总体性社会概念，把社会归结为话语，否定经济决定论的同时却肯定了话语决定论［27］。夏莹认为，拉克劳、墨菲“现实政治策略”的建构基础是语言学，激进民主政治不过是一种渗透着语言学转向的政治谋划而已，其激进性实质上是一种语言学意义上的激进性，在现实中表现为政治斗争形式的多样性［28］。朱彦明探讨了拉克劳、墨菲对福柯话语理论的继承与批判：一方面，他们继承了福柯“离散中的规则”的思想，反对话语的任何先验的或经验的统一性，认为话语实践就是在一个散布的差异空间中的“接合实践”；另一方面，他们又批判了福柯在话语和非话语之间的区分，认为这种区分只是话语内部的区分，整个社会生活就是一个话语空间。后马克思主义明确地将话语实践与激进的多元民主结合起来，重新为丧失活力的欧洲左翼找到了革命的使命［29］。

周凡认为，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策略突出地表现在：全面质疑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并消解其主体承担者的本体论规定，同时它又坚定地捍卫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社会主义事业不再是由普遍主体宰制的特定的阶级政治，而是以等同逻辑为链条的对抗性民主话语的不断阐发与建构［30］。曾枝盛认为，拉克劳和墨菲的社会主义策略是在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主要内容包括对社会主义的规划、提出“新霸权”理论、改变民主革命的主体、提出激进与多元民主，属于右倾机会主义［31］。

孔明安从哲学角度对拉克劳、墨菲的“多元激进民主”政治纲领进行分析，指出多元激进民主是以“领导权”为核心、以“链接”实践为基础、以反本质主义为特征的政治本体论；具体内容体现为以“对抗”为特征的多元激进民主理论；而具体目标和实践则体现为构建“激进民主政治”的“新社会运动”［32］。周凡分析了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概念与马克思主义政治概念相比发生的三个转变：从宏观政治到微观政治的转变，从阶级政治到非阶级政治的蜕变，从对立政治到对抗政治［1］（Ｐ310－338）。张之沧认为后马克思主义继承人道主义，批判和重构了霸权概念，倡导微观权力和非阶级政治；主张从对立政治转向对抗政治，从暴力革命转向多元民主，从生产进到生活；拒斥经济决定论，反对历史和经济分析方法；宣扬差异政治、微观政治［33］。付文忠认为，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深层逻辑上和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的观点非常一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抗消失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运动的革命历史终结。后马克思主义用认同政治取代阶级政治，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解放规划［34］。王平认为，在政治立场上，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的政治自由主义有一种内在联姻，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而非颠覆者；在现实行动上，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远离政治斗争的“精神社会主义”［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