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未来世界，谁主沉浮？

任何对未来的预测都有风险，这是因为预测者总是用现在的模式去推断未来的趋势。所以，当Arvind对中国经济做出宏大的乐观预测时，想必他也心有余悸。预测失败的例子就在眼前。当年苏联和日本都曾一度被西方世界看好。苏联在1946-1960年间创下平均7%的增长纪录，让西方世界汗颜。1957年Calvin Hoover发表文章说，看来集体主义的威权国家比自由市场的民主国家能做得更好。他甚至预言，到1970年代初，苏联的经济实力应该就超过美国了。高速的经济增长连同苏联的军事扩张很快在西方世界形成了一个共识，世界将由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主导，当然事实也是如此。可是，好景不长，就在Calvin Hoover的文章发表不到十年，苏联经济就失去了活力，增长率很快就滑到了2%，而国际油价的持续下跌又给苏联的经济以致命的打击（经济学家出身的俄罗斯前总理盖达尔在《帝国的消亡》中对苏联经济的畸形结构以及对石油的过度依赖做了很好的剖析）。就在1970年代末，当苏联经济摇摇欲坠之时，哈佛大学的Ezra Vogel (傅高义)出版了一本书《日本第一：美国的教训》（1979），讲述了日本如何通过发展出一种与美国不同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获得经济的成功。“向日本学习”一时间成为美国企业界的时髦口号，日本成为经济超级大国的言论也从此不绝于耳。又不幸的是，当日本在1989-1990年的资产泡沫破裂之后，其增长率仅能长期维持1%的水平。我相信大多数人自然要问，Arvind关于中国的大预测是否也将面临同样的尴尬？

这当然涉及他对中国未来二十年经济增长的预测是否犯了与对苏联和日本的预测同样的逻辑错误。那么，我们首先要问，当年经济学家看好苏联与日本的经济未来时犯下了什么错误呢？现在不难解释。一些经济学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对苏联的极度乐观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当时的国家干预主义和福利主义国家思潮的流行。西方世界经历了1930年代的大危机以及美国罗斯福新政的成功，让不少激进的经济学家从苏联的集权计划经济模式中似乎看到了另类，而且毕竟苏联经济高速增长了差不多三十年。苏联在计划制订的技术上下了很大的工夫，又有一套非常独特的纵向协调和行政官僚系统。至少在当时美国的经济学界，苏联的经济体制和内部的协调机制成为学院派经济学家推崇的研究领域，比较经济体制作为一个学派也因此应运而生。保罗·克鲁格曼在1994年那篇著名的《东亚奇迹的神话》的文章中曾提到，从1950年代中到1960年代，每年至少有一篇论文是讨论苏联工业增长的，可见经济学家对苏联模式的关注程度。我在1985-1988年攻读硕士学位时也曾对苏联型经济下过很大工夫，对美国经济学家在战后三十年针对苏联型经济的微观基础的研究文献相当熟悉，而且我曾有幸于1988年在复旦大学的世界银行中国教育发展项目论证会上见过以研究苏联型经济著称的Benjamin Ward 和David Granick两位加州大学的教授。David Granick在1954年就出版了热销的《苏联工业企业的管理》一书，并在1954-1974年至少有二十个英文版次。而自从1958年Benjamin Ward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那篇著名的《伊利里亚企业》开始，关于“集体主义生产”的微观机制和激励效率的理论模型得到迅速的发展，理论上日趋完美。但是，这些理论的出现是为了解释苏联为什么可以在中央计划体制下实现工业产出的高速增长，而苏联的这一成功似乎也意味着苏联的计划和计算体制在战后的几十年的确幸运地满足了这些理论给出的关于微观效率的苛刻条件。在国家干预主义思潮的氛围下，又面对苏联的工业与军事高速扩张的事实，苏联赶超美国的预言自然颇有市场。但六十年代末之后苏联经济的持续减速又让这一预言大跌眼镜。当自由主义再次占据主流经济思潮之后，苏联经济的成功似乎成了神话。反观和审查那些关于苏联经济的理论模型，似乎也能给出苏联经济减速的答案。苏联的经济体制和苏式的增长模式不管曾经可能多么复杂和完美，随着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以及庞大的官僚组织的本能膨胀，要继续满足那些确保效率的条件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一旦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产出增长的动力就递减，不能持久。苏联有庞大的和计算机辅助的中央计划系统，有先进的科学研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良的人力资本，但苏联没有市场、没有分权、没有竞争、没有货币激励、没有信息扩散、没有企业家的企业，也没有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和快速的技术进步。对苏联式经济的理论检讨无疑也有助于改变对那些发展中的经济体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更广泛的政策思考的方向，以至于最终导致了正统的所谓“华盛顿共识”的出现。如今，苏联已去，只不过解释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理论努力还在继续。

再说日本经济。当年看好日本的预测要说有错，那就是大多数预测都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日本经济在增长停滞之前从战后算起已经增长了将近四十年。在1990年，用2005年的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日本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两万六千美元，几乎赶上了美国三万一千美元的水平。换句话说，日本在经济停滞前已经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并且已经占到了全球技术的前沿面。考虑到这个常被人忽略的事实，再加上日本的人口老龄化特别严重，对储蓄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日本经济在1990年代之后的增长停滞显然是符合“收敛假说”的逻辑的。Arvind由此认为，既然日本在人均收入上收敛于美国，而美国那时的增长率在2%左右，那么日本的经济增速下降到1%左右的水平就不足为怪。所以，那些对日本过于乐观的预测所犯的错误就在于，日本的人均GDP已经接近美国，而他们还认为日本可以比美国增长得更快，这是违反“收敛假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