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未来世界，谁主沉浮？（4）

这几年，我发表多篇文章来批评从需求角度看衰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言论。这些言论多以中国消费需求占GDP比重（简称消费占比）很多年来持续下降的观察为主要依据来得出未来增长乏力和熄火的结论。而实际上，消费占比下降的观察并不真正可靠，统计上有明显的缺陷和偏误。我在3月15日的那次演讲中提到，家庭在住房消费开支以及服务消费等方面的开支存在被严重低估的可能。自从中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放弃福利分房制度并启动住房市场之后，家庭必然为购买住房而储蓄。如今在城乡房屋私有化率高达近90%的情况下，国家统计局不得不承认，由于缺乏足够可靠的历史资料来估算 “虚拟租金”，在核算家庭用于住房消费的开支方面存在明显低估倾向。另外，国家统计局利用现有的官方社保、医疗、金融、保险等部门的统计资料进行推算的做法也低估了家庭在教育、医疗以及金融中介服务等方面的实际开支。实际上，这些年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名义增长率几乎都超过了17%，如果家庭在住房、教育、金融中介服务以及医疗保健和养老等方面的开支能够在统计上被准确反映，想必其增长率与GDP的增长之间也不应该存在显著的落差。至于用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来解释消费占比下降的说法，由于不能很好推断家庭储蓄率的变化，也难成有力证据。

另外，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关于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日本未来经济增长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以消费占比的高低来推断和预测未来增长的前景反而会得出匪夷所思的结论，因为消费占比的高低仅是比例的大小，并不反映消费增长的绝对值。就算我们相信中国的消费占比在下降，那也只是比重的下降，不是绝对量的减少，何况中国过去二十年的消费增长并不慢。Arvind在书中用“佩恩表”的购买力平价数据计算发现，在与东亚经济高增长的相似阶段，中国大陆人均消费的增长显著快于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等。顺便提一下，这个比照结果不仅说明中国在过去二十年人均消费的增长有较好记录，而且对那些指责中国一直实行贸易重商主义政策的言论也有申辩之义。最近十年来，流行的观点多以为中国对美欧维持的经常项目顺差抵消了中国消费者的福利。换句话说，中国的贸易重商主义政策“欺骗了”国内的消费者。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好像回到了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当时实行的贸易重商主义政策尽管让中国出现了贸易顺差，但闭关锁国的政策却扼杀了中国人对进口的需求。而实际上，正如Arvind所言，定义中国是重商主义倾向的国家面临一个悖论，因为中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为开放的经济体之一。中国不仅仅创造了出口与进口“之差”，从而导致与美欧的贸易失衡，同时也创造了出口与进口“之和”，为世界经济带来繁荣。

再回到消费问题上来。与消费占比持续下降的观察不同，我认为，与很多中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国的总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偏低是可以理解的事实，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国民储蓄率较高造成的。但是，随着我们人均收入和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随着教育、医疗健康以及社会保障等公共品均等化的不断改善，以及低收入阶层住房保障体制的逐步完善，家庭消费的升级不可避免，消费占比会不断稳步提高。但这种提高是经济不断收敛于高收入国家的必然结果，应与人口快速老龄化导致消费占比上升（因为储蓄率下降）的情形区别开来，因为后者对经济增长有负面的影响，反而不利于向高收入国家的收敛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假如中国对正在面临的人口快速老龄化的挑战不做出积极应对，那么中国经济的基本建设和资本形成的高峰期可能也就再有十五到二十年的时间，这应该是中国收敛于高收入发达国家的至关重要的时期了。过了这个时期，即使我们有更高的消费占比，但因为国民储蓄率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想要再保持较快增长就不太可能了。我以为，Arvind对中国未来二十年平均5.5%的增长预测值该是提前考虑了这个问题。

最后，退一万步讲，未来即使出现来自政治、经济自身的结构性矛盾以及以快速老龄化为代表的人口转变对增长构成的严峻挑战（这是唱衰中国经济的学者最为悲观的方面），我还是认为中国有智慧，也有能力成功应对这些问题而不至于出现未来增长动力的消退。耶鲁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Gustav Ranis教授1995年在总结东亚经济能够保持长期发展的成功经验时曾经指出，“关键的和具有说服力的一点是，决策者持久的可塑性，总能在每个可以识别的增长转型的阶段上正对变化的需要而做出政策的改变。由于这个可塑性，整个系统得以避免失去动力并能在每个阶段的末尾重新驶入轨道……每个十年有每个十年的挑战，每十年政府都能做出政策的改变，用Kuznets的话来说，这些政策改变是为了适应而不是梗阻私人经济所要求的变化。”我相信，这样的描述也同样适合中国的国情。在改革政策上做到Ranis教授所说的“持久的可塑性”，关键之点在于政府的决策远离利益集团的影响，更不能被利益集团所俘获。这就要求政府有超越利益集团的更高利益目标而保持“中性”（借用姚洋教授的话）。回眸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所经历的重大事件（无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政治风波、邓翁南方谈话、中国入世，抑或最近的重庆事件），似乎都有理由相信并预料，中国的执政党即使从自身利益出发也会在未来的各个可能的转折点上持续推动政治与经济层面的改革。

至此，我已花费了很大的篇幅来评论和分析与预测中国经济未来有关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在这个阅读、赏析和讨论的过程中我发现，在这些年关于中国经济未来的讨论中，Arvind使用的预测方法和理论基础明显优于其他，没有或许因为看好中国经济而刻意使然的痕迹。这是为什么我愿意为此书写下该长篇评述文章的根本原因。而要做出对中国经济未来乐观的严肃推断是需要超凡的经济学功力的。在这一点上，Arvind做到了。我在开头部分说到，由于我只对这些更“经济学”的内容感兴趣，所以，我以上的评述和赏析文字仅以第1-7章的内容为对象。但是，除了科学预测中国经济之外，他的书还在第8-9章讨论了全球（尤其是美国和欧洲）如何学会去适应和处理与中国崛起的关系。这些讨论与国际地缘政治学多有交叉和重合，不在我的兴趣范围，我无心评论。至于对当前依然主导全球经济的美国的未来如何研判，也仅仅在本书的头尾两处做了些陈述和简单讨论，没有翔实论证，我当然也无从发表更多意见。我曾问起Arvind：“为什么你对美国的未来有书中的那些看法？”他回答说：“美国的衰退是全面的（generalized decline），今天就连美国最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包括五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都改弦更张，反过来去反对全球化，主张保护美国了。知识界的这一‘气候变化’已能隐含说明美国的衰退已大势所趋。”至于他在书中认为美国的衰落几乎不可挽救的理由，概括起来大概有三条，除了已过巅峰之后的长期增长必然衰退的理由之外，还有以下两个原因：一，美国在这次金融危机后暴露出其财政、金融和债务状况的极其糟糕和脆弱，使其维持经济自然增长的前景极其暗淡；二，美国长期演变的结构性困境已成痼疾顽症，难以克服和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