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未来世界，谁主沉浮？（2）

那么Arvind对中国的大预测是否会重复当年的错误？看起来的确不太会。我的理由是，与日本不同，中国现在还只是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还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即使按照美元的购买力平价计算，也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我3月15日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演讲中就讨论过，依照“收敛假说”和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平均增长率来推算，中国在未来二十年应该可以维持不低于6%-7%的增长率。而Arvind对未来二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值却是5.5%，比增长趋势推算值要低三成。这也就是说，Arvind对中国的预测与人们过去对日本的预测正好相反。日本的人均收入已接近美国，但却预测它还能比美国增长更快；而中国的人均收入还远离发达国家的水平，Arvind却预测未来中国经济只能增长更慢。这看上去也是违反“收敛假说”的逻辑的，因为中国本可以增长得更快，而却被预测得更慢。但我想他有意而善意地违反“收敛假说”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在预测中国经济未来增长前景的时候不再重复过去的错误。有意识地把对中国经济未来二十年增长率的预测值设定在5.5%的低位，并用这个预测值作为计算经济主导指数的基础，自然会使其关于中国主导全球经济的推断更加稳健(robust)。

我对中国在未来二十年应该可以维持不低于6%-7%的增长率的推算是依据“收敛假说”和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的平均增长速度（9.5%）做出的。这个结论与他人多有不同。我们都会注意到，最近讨论中国经济前景的言论当中，悲观者居多。多数经济学家对于未来二十年中国经济能否维持6%-7%，甚至再高一些的增长率，已不再确信如初，相反，中国经济熄火或崩溃的推算这两年也颇为有力。纽约大学商学院的Nouriel Roubini在其博客上写出长篇大论，论证中国经济为什么可能在2013-2014年“硬着陆”，增长率跌至5%以下。尽管追随者甚多，这样的断言也还是例外的少数。更多的预判则是基于“跨国经验”而得出。例如，哈佛大学的Dwight Perkins教授2010年在英文刊《中国经济评论》上撰文认为，所有人均收入达到一万至一万六千美元（指按照2000年的价格估计的购买力平价）的国家，其增长速度都必然下降到5%或者更低。按照他的估计，中国现在的人均GDP大约是七千至八千美元，这意味着中国还将再有十年的高增长期。亚洲开发银行也有类似的预测，认为考虑到目前实际的收入水平，中国从现在到2030年的GDP增长率的下限为5.5%，这意味着按人均计算的增长率还要低一些。按照Arvind的说法，这些对中国经济未来增长潜力的预测不是“向后看”的，而是“向前看”的，所以并不符合“收敛假说”的逻辑。根据“收敛假说”，一个低收入国家的潜在增长率不是依据其人均收入的绝对水平来推算，而是由它与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的差距来决定的。换句话说，重要的不是高低，而是距离，低收入国家收敛于前沿国家的速度是它与前沿面之间的“距离”的函数。而度量这个距离的最简单的方法是对照这个低收入国家与前沿国家（一般以美国为代表）人均GDP的相对差距。我们已提到，2010年，根据美元的购买力平价PPP测算，中国的人均GDP约为美国的四分之一。然后我们回放战后的历史，看看那些人均收入与美国相差四分之一的经济体都曾经能保持多快的收敛速率。这就是所谓“向后看”的含义。为了找到这一经验值，Arvind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他以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或者30%为准则，从“佩恩表”的数据库中发现有二十五个经济体符合这一标准。其中有八个经济体（日本、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和德国）在二十年的跨度里实现了人均GDP快于5.5%的增长水平，从而高于Arvind对中国经济未来二十年人均GDP的增长率的预测值。为了证明他对中国未来二十年经济增长的这个预测值相当保守而不是夸张，他还做了另一个计算。考虑到5.5%的人均GDP增长率意味着他把中国未来二十年的增长率比之前二十年下调了40%，因此他试图检验一下这个下调幅度在历史经验中是否还显得过于保守。利用非常有限的数据，他计算发现，在那些人均GDP达到美国的四分之一之后，其人均GDP增长率不低于（快于或接近于）之前二十至三十年的平均水平的经济体在六个数据齐备的国家和地区（巴西、韩国、台湾、马来西亚、罗马尼亚和秘鲁）中有四个，只有巴西下降了两点六个百分点，罗马尼亚下降的幅度更大些。尽管样本极小，但也说明与中国当前的阶段相似的国家和地区都依然能够保持较快增长的例子其实并不鲜见，这对预判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潜能是重要的国际经验。而以这个微小样本来计算，高速增长的经济发生减速的概率仅有三分之一。即使这样，人们也会进一步质问，有什么理由相信中国经济的未来更像日本、马来西亚、韩国和中国台湾而不是罗马尼亚、苏联和1980-2000年的巴西呢？

这个问题过于复杂，不容易回答，因为这涉及每个经济体的异质性或个体差异。不过，我们前面提到，Arvind对中国未来二十年预设的人均GDP增长率只有5.5%，显然已经比中国之前二十年的平均增长率减速了约40%。我相信这个数字显然已经考虑到中国未来面临的那些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了，包括人口快速的老龄化和环境的约束。因此问题也许应该是，即使这样，他预设的这个减速幅度是否仍过于保守？也许可以参照跨国经验来回答这个问题。最近北京的《比较》杂志翻译发表了Barry Eichengreen（加州伯克利大学）、Donghyun Park（亚洲开发银行）以及Kwanho Shin（高丽大学）三位经济学家尚未发表的论文《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何时减速：国际证据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这篇论文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在这篇论文中，作者们试图准确地给出高速增长的经济在什么时候出现减速。文章定义了减速的含义并使用“佩恩表”的数据库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减速的最大可能性发生在人均GDP达到一万六千七百四十美元时（2005年的不变国际价格），增长率会减少两个百分点。如果中国的人均GDP年均尚可继续增长9.3%，那么2015年可以达到一万七千三百三十五美元，刚好超过减速的临界值。如果增长率是7%，那么达到临界值的时间是2017年。如果改用相对收入来计算（这样更符合“收敛假说”），那么经济减速的临界值就是，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均GDP达到最发达国家大约58%的水平时，增长就会减速。“佩恩表”的数据表明，2007年，中国的人均GDP是八千五百十一美元，还只有美国人均GDP的19.8%，离增长减速尚有距离。根据他们的预测，如果中国可以一直保持9%的增长速度，而美国人均GDP的增长率维持在1.9%，那么中国经济开始减速的时间就会是在2023年，因为中美两国的人均GDP之比正好为58%，而且中国减速的概率是75%。考虑到Arvind对中国未来二十年人均GDP增长率的预测值是5.5%，比二十年来的平均增长率减速幅度超过三点五个百分点，大大高于两个百分点的历史经验值，所以，他认为如果不发生重大金融危机，他对未来中国经济减速的预言准确率应该就是100%。

那么，中国经济未来二十年有没有可能面临更大幅度的减速或者出现像苏联与罗马尼亚那样的停滞呢？与Arvind一样，我也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从增长的源泉来说，一个已经持续增长的经济出现显著而持久的减速（甚至停滞）主要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减速与停滞造成的，这是因为当一个国家的人均资本水平不能像过去那样持续而快速上升的时候，只有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GDP增长的唯一可靠源泉。如果全要素生产率不能继续增长，那么当人均资本高位回落之后，经济的增长动力就将逐步消尽。而对中国而言，作为中等收入的国家，未来二十年人均资本水平的上升依然有巨大的空间。以2010年年底的数字来看，中国的资本存量总值大约是九十三万三千亿元，相当于十三万八千亿美元，而美国在2010年年底的资本存量是四十四万七千亿美元，两者至少相差三倍。而按人均计算差距则更大。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大约一万美元，不到美国的10%，大约为韩国的25%。可见，未来二十年中国的投资机会依然很大。事实上，即使整体上中国进入了上中等收入的阶段，中国内部的地区之间依然有巨大的追赶空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沿海和内地的人均资本存量与人均收入差距非常大。以2009年的数据为例，沿海十一个省市的人均GDP和人均资本存量比内陆二十个省市几乎要高一倍，以目前的这种发展模式来推算，内地至少需要二十年才有望收敛于沿海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