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未来世界，谁主沉浮？（3）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往往是经济结构的持续变化和技术不断进步的结果。对中国而言，结构变化（structural change）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势头仍将持续至少二十年，这是因为中国仍处在经济结构快速变化的进程中。以劳动力在经济部门间的就业比重来看，即使中国经济已高速增长三十年，农业和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至今依然偏大，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的空间依然巨大。我曾经测算，以过去三十年平均每年1%的速度来降低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中国也需要二十年才能使其就业结构的分配比重变得接近大多数高收入经济体的平均值。与经济的就业结构变化相联系的是中国的城市化率的变化趋势，要从目前的50%提高到70%以上（被认为是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也还需要二十年（以过去二十年平均每年提高1%的经验值来推算）。所以，经济结构的变化仍将为中国未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加速做出重要贡献。

Nick Lardy在他2010年的著作中说，那些认为中国在未来二十年里经济增长必将大幅回落的预测其实都是在夸大其词，不能令人信服，因为这样的预测是假设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未来不太可能继续增长，但这种情况的发生几乎不可能，因为中国接受外商直接投资的态度比那些人均收入更高的东亚经济体都要开放。的确，当今世界越来越平，技术进步与贸易和直接投资密不可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分工格局已经转变为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为主，在这种背景下，落后国家的技术进步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前沿国家的技术创新往往是通过投资在落后国家直接应用的，这在信息产业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年来，已有诸多经济学的研究发现，中国出口的技术含量和技术复杂性持续提高（部分会因为加工出口占比较高而有所高估），跟中国通过贸易和接受直接投资的方式引进跨国公司的技术并进行消化，最后培育和发展出本土化的技术创新能力有直接的关系。中国目前也已进入到了“科技起飞”的阶段。现在的研发投入占GDP接近2%，并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与韩国和新加坡相当，在世界上属于最快的国家）。因此，长远来看，考虑到中国在教育、科技和人力资本上的基础优势，只要中国继续坚持开放贸易和投资的政策，积极参与全球垂直分工，消化转移的技术，不断增加在自主研发上的投入，中国在技术阶梯上就能够快速上移，产业不断升级，未来站到技术的前沿是指日可待的。

为什么仍有那么多的经济学家依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表示怀疑、甚至悲观呢？不少经济学家习惯于以史为镜。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Michael Spence去年撰文说，战后世界上也只有七个国家（或地区）成为了高收入国家（或地区），这意味着成为高收入国家的概率只有两百分之七，怎能不悲观？当然，这对Arvind的经济主导概念来说并不那么重要，因为中国获得全球的经济主导地位并不要求中国是一个高收入国家。根据他的预测，203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也只有美国的一半，虽然也相当富裕，但还算是中高收入的水平。但是，更多的经济学家当下关心的问题是中国能否成功地收敛于高收入国家。这两年，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备受瞩目，原因也在此。“中等收入陷阱”是亚洲开发银行2006年提出的一个概念，概括了战后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未能实现向高收入阶段过渡的教训。凡此种种均表明，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发展转型会十分困难，不仅因为早期形成的增长模式和发展战略不可能一劳永逸，更重要的是，政府的经济改革和战略转型往往因为利益集团的阻挠不能实现以至于错过结构升级的最佳机会。情况常常是，即使政府识别出了结构性问题的存在也难以真正推动结构的转型，要知道，对于向更高收入的收敛，确保实现经济的结构变化与升级至关重要。至于中国是否能够很好应对来自中等收入阶段的挑战，包括克服中国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成功推进经济结构的变化与技术升级，积极消除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等，在经济学家之间自然难能有共识达成。其实，没有任何人事先可以对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追赶战略的成功有确切的把握，所以，看法上的悲观和乐观的分别多由观察上的差异所左右。仍以中国而论，在未来经济发展中的各种挑战和不利因素当中，用英国《金融时报》的资深评论员Martin Wolf的话说，克服经济自身的结构性矛盾或者将经济增长从投资和出口转向消费和非贸易部门是最为困难的。而在这个判断上，不少经济学家常有主观臆断之嫌，有必要稍加评论。

众所周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储蓄过剩（global saving glut）的观点大行其道。依照这种理论，中国就要为全球金融危机负主要责任，因为中国是储蓄过剩的最大贡献者。在多数人看来，由于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而造成储蓄过剩，中国在过去二十年的增长必须借助“过度出口”来维持。这导致中美之间、中欧之间的贸易严重不平衡，而中国积累了大量的贸易盈余，从而反常地开始向发达国家输出资本，久而久之，中国获取了债权国地位而欧美等发达国家沦为债务国。前文我提到的Scissors教授对当前中国外部金融实力的质疑，就是这种逻辑的产物。我经常说，这种结构主义的逻辑框架在使用上是极其廉价的，因为你即使对中国完全无知，依然可以依仗这个框架对中国和全球经济发表宏论。英国《金融时报》的资深评论员Martin Wolf就是这样的能手，他所依赖的无非就是这样的逻辑。假若人们多用它来分析双边贸易不平衡的变化、资本流动等短期经济现象并多见于报端的财经评论和政治外交辞令中，这样做倒也可以理解。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多数人（甚至也包括很多经济学家）竟然干脆使用这种逻辑框架来推断和预测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前景，认为中国经济需要进行“再平衡”（rebalancing），以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来扭转其债权国地位，并将未来经济的增长引擎切换到依靠国内消费需求和进口的轨道上来。

上述逻辑看上去天衣无缝，实际则有循环论证之虞。消费、储蓄、投资、贸易余额、资本流动等流量概念之间的关系多为定义使然，可以组合出不同的恒等关系，但却无法显示谁决定谁这样的因果关系（比如，中国过度出口是因为国内消费不足还是相反？），因此难以从中把握中国经济增长的机制。不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机制，又怎能对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潜力发表意见？不仅如此，从需求方面推断和预测中国经济未来增长之前景并不合适。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借用Arvind在书中提供的一个实例。他提到IMF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在1989年11月号中曾有一个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提到日本的人口转变（老龄化和赡养比率的不断提高）对日本经济未来的增长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今天看来，这个结论显然是错的，因为人口老龄化和赡养比的提高降低了劳动参与率和储蓄率，不利于未来的经济增长。而那时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研究者遵循的逻辑是，人口老龄化和赡养率（指被抚养的老人数）的提高有助于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降低国民储蓄率，推动总需求的扩大，从而导致经济增长。Arvind无奈地认为，出现这个匪夷所思的结论，要么是这些研究人员低能，要么就是因为这些人当时对日本经济过于自信和乐观而刻意编出的一个理由。其实，这个理由与今天人们从需求方来推断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逻辑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