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重新认识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2）

现有增长模式的缺陷与其特点或优点直接相关，一定意义上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即都根源于政府对资源配置的深度介入。它在创造高增长的同时，内生了诸多结构性不平衡；它在促成高投资时，包含了不容忽视的低效率和风险隐患。人们一再警告说，如果不解决上述问题，我国经济的高增长将是不可持续的。理想的办法应当是，通过深化改革去掉现有增长模式中不好的东西，保留好的东西，所谓“兴利除弊”，通过纠正不平衡保持经济的高增长。然而，改革未能取得预期的实质性进展，但高增长看起来依然可以维持。这样，我们需要关注现有增长模式的另一个特性，即高增长本身具有较强的缓解或后推不平衡、低效率和风险隐患的能力。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银行业改革时所剥离的上万亿不良资产，就是在以后的高增长过程中逐步消化的。这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主要靠的还是投资拉动，虽然对此有不少质疑，但只要高增长的潜力还在，我国经济已有的增长态势就不会被打断。

增长模式“时效性”带来的挑战将是下一步改革所要面临的问题

我国经济下一步面临的问题是，如果高增长不可持续，将会发生什么？这里所说的高增长不可持续，并不是指所谓“主动调控”、人为压低的结果，而是潜在增长率下一个台阶。我们认为，在这种情景下，我国经济将会面临两方面的严重挑战。

首先是高增长时期能够掩盖的矛盾和风险无法继续被掩盖了，正所谓“水落石出”。部分是由于规模扩张速率放缓所致，部分是增长预期改变后资产重新估值所致。如果说美国由于过度消费而引发了次贷危机，那么，我国需要防备的是由于过度和不当投资引发的某种金融财政风险乃至危机。

其次，增长速度下台阶不仅是速度本身的改变，背后是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的改变。寻找和培育新的增长动力是所有曾经经历这个阶段的经济体都要面对的问题，但我国在增长动力转换中遇到的问题将会与那些成功追赶型经济体有所不同。

回过头再看增长模式转型，我们可以把问题分为三类：结构性、体制性和时效性。浮在表层的是由一系列不平衡表现出来的“结构性”问题，背后则是资源配置中的扭曲所体现的“体制性”问题。值得探究的是，体制上的缺陷与优势很可能是共生的。尽管人们期待“兴利除弊”式的改革，事实上改革难度很大，不是因为没有“可改革”的空间，而是因为“能改革”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了。然而，只有经济仍有高增长的潜力，经济增长的势头并非像有些人担忧的那样不可持续。这说明既有的增长模式与高增长阶段具有相当强的适应性，不仅表现为可以启动和维持着高增长，更重要的是可以容纳、消解或后推看起来相当严重的不平衡、低效率和风险隐患。这可以理解为“时效性”。

需要强调的是，当“时效性”成为一个问题，即潜在增长率下台阶、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平台时，不能不面对原有结构性、体制性问题所引致的矛盾尤其是风险冲击，而且要构造一个与新阶段增长特征相适应的增长模式。这就是下一步改革所承担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