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限将至，铁路“两院”扎堆移交地方（2）

“儿子审老子”有违程序正义

无论是陈振东还是陈光中，都认为铁路部门办司法，更大的问题在于司法公正问题，因为这违反了司法上基本的程序正义原则。

很多跟铁路司法机构打过官司的人士都表示，“胳膊肘往里拐的倾向太明显了”。

因多桩公益官司闻名的山西人郝劲松就曾跟铁路司法机构较过劲。2004年9月，他在北京开往上海的列车餐车上消费100元，他索要正式发票，餐车服务员只给了一张收据。

郝劲松据此起诉至北京铁路运输法院，要求补开用餐发票，并书面道歉。开庭中的一个细节让他印象特别深刻。

在宣读法庭纪律时，郝劲松拿出瓶装水喝了一口，却被法官厉声喝止。郝劲松辩称，他参加过多次庭审，没有哪个法庭的纪律说不能喝水。“但法官告诉我，这是他们自己的规定”。

法院一审驳回了郝劲松的起诉，理由是他不能证明自己索要过发票。被告北京铁路局提供的3名证人都是该次列车的餐车服务员，他们作证郝劲松没要发票，要的是收据，法院予以采信。

2004年11月，郝劲松在办理退票过程中，被收取两元退票费，又无正式发票。郝劲松心想这次自己没坐火车，不用告到铁路法院去，所以就在北京东城区的法院起诉了，没想到此案还是被移交到北京铁路运输法院，他再一次败诉。

2005年2月，郝劲松在北京开往太原的列车上买了60多元的物品，这次索要发票时，列车员干脆连收据都没有，只是手写了一张“收据”。如同“白条”般的手写“收据”由于舆论反响太大，北京铁路运输法院最终判决被告北京铁路局向原告郝劲松补开60元正式发票。

几场官司下来，他也看到了铁路部门利用铁路法院充当了自己的法官，铁路法院变成了“铁老大自己开的法院”，审判实际上变成了“儿子审老子”。

一个铁路检察院退下来的检察官也告诉他，在现行体制下，铁路检察院反贪工作开展不起来，“他说，查一个科级干部要向铁路局汇报，局里安排他出差了，就挂起来没法工作了。查的都是很小的案件，比如盗窃案件，铁路腐败的都没听说过，法院的审判结果都需要向上汇报。”

为此，郝劲松把矛盾对准了铁路司法。2005年10月，他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建议书，以《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为由，要求撤销铁路运输法院。

跟郝劲松有类似经历的是上海政法学院教师张进德。2006年7月28日，他和同事李绍章在济南乘火车回上海，由于坐票已售完，他们每人花了125元购买了站票，一路站了14个小时。

2006年8月，张进德、李绍章两位教师分别起诉上海铁路局、北京铁路局和铁道部，要求返还差价款。

“我们觉得，在火车上，躺着、坐着、站着乘火车舒适度完全不同，票价应当有差别。”张进德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既然卧铺票和座位票在价格上有很大差异，站票也应有差异。

然而，他们起诉后，一个毕业于他们学校的铁路法院法官劝他们不要起诉，说铁路法院是铁路部门的下属单位，肯定不适合受理。7天后，铁路法院既不受理，也不出具不予受理的裁定，此事竟无疾而终。

“这是我们亲身体验到的在铁路法院状告铁路部门的艰辛，我很清楚，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正是铁路运输法院的建制本身。”张进德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那次起诉后，他就发表文章，呼吁铁路法院应当去掉“铁路”身份，同铁路系统剥离，“釜底抽薪式的铁路法院体制变革才是根本之策”。

更大的质疑在于，2008年9月，在广州至遵义的1291次列车上，乘客曹大和被列车长和列车员用胶布捆绑导致死亡，列车长黄建成最终被铁路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这引发了社会的强烈质疑。同年，16位公民联署将《关于对铁路系统司法权进行违宪审查的公民建议书》提交至全国人大。

陈光中教授说，他在调研中发现，很多铁路司法机构都出现过管辖异议的质疑，在北京铁路中级法院，甚至有当事人要求全体审判人员回避，理由是全体审判人员都与铁路部门有利害关系。“铁路司法机构涉及的案件都是与铁路有关的，它们又由铁路部门养着，严格说来，独立性比地方法院确实要小得多。”

刘明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自己在一线办案时常会遇到当事人对他们身份的质疑，“也就是铁路局作为我们的上级主管部门，同时又在案件里作为一方当事人出现在诉讼中，虽然我们尽力向当事人做出解释，但不解大于理解。”

陈振东也表示，铁路司法机构在人事、劳资、财务等行政关系上与铁路局关系紧密，两院办案经费、日常开销由同级铁路局划拨，铁路司法干部也是铁路局职工编制，“他们没法不从感情出发去执法”。

陈光中说，随着国家司法建设的进步，这种企业办司法的体制越来越显现出弊端，“这种制度老受社会抨击也不好，会损害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也破坏了国家司法权的统一，必须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