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经验：调处中心介入化解医患纠纷

因医患矛盾突出曾推“警察副院长”；设调处中心作为第三方介入疏导，统计称纠纷下降四成

目前南平的经验正被借鉴。各地到南平取经，学习“调处”医患纠纷的经验。

福建南平的医患纠纷也一度有些“白热化”。患者家属与医院的矛盾甚至发展为群体冲突，震惊全国。为减少冲突事件，南平先后推出诸多举措，其中包括加强打击“医闹”，甚至聘警察出任医院副院长，后因舆论批评而“流产”。

打击的手段之外，以疏导沟通为主的第三方机构“医患纠纷处理中心”，在南平运行已近3年。“调处”被认为起到较好效果，有统计数据认为，冲突事件下降40%。

董汝池的遗体至今仍躺在殡仪馆里。对于这样的结果，刘志华觉得有些无奈。

董汝池是南平下辖武夷山市黄土村人。刘志华是武夷山市医患纠纷处理中心（下称武夷山调处中心）的调解员。

4月6日，61岁的董汝池突然倒地，在被送往医院的路上，没了呼吸。之前他因胸痛在家对面诊所输过液。

董家人认为诊所难逃干系。诊所一方则认为没有责任。双方僵持不下。这种情形下，当晚，武夷山市调处中心刘志华等几名调解员从几十公里外赶来。

因医患纠纷事故频发，南平一直在做缓解矛盾的尝试。调处中心已运行了近3年。

目前，南平或要进行新的尝试。今年5月4日，卫生部曾紧急通知，要求二级以上医院等重点医疗机构，协调公安机关派驻警务室，“严厉打击侵害医患双方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

5月22日，武夷山市立医院表示还未接到上级通知。

南平认为，调处中心的运转，相对起到了缓解医患纠纷的作用。有统计数据称“同期比较，纠纷发生数和赔偿额下降40%左右。”

“械斗”后的新举措

调处中心成立之前，南平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冲突事件，患者家属、村民近两百人围堵医院

4月6日，董汝池去世后，调解当晚在黄土村村委会办公楼进行。现场由调解员主持，董汝池家属和诊所双方代表，以及公安、卫生、司法、民政、综治办和村、镇干部，悉数到场。

谈判进行了几个小时，未果。次日凌晨，董家人撬开诊所的门，将尸体抬了进去，将诊所变成了灵堂。

初次调解不顺，双方火药味十足，“哭闹、叫骂、拍桌子”。调解员刘志华觉得，后面会愈发艰难。

在去年8月成为调解员之前，刘志华做过村支书，调解过一些村民矛盾。

他介绍，一般，医患纠纷发生后，医疗机构报到卫生局或政府办，然后调处中心会接到信息。

调处中心成立于2009年8月。那个时期，医患冲突事件不断发生。2009年全国发生了十多起重大医患事件。

在武汉江夏区疾控中心，一名护士被杀。北京市北大医院医生拒开假证明被砍5刀。河南省武陟县妇幼保健院院长被逼披麻戴孝。

那年南平发生的冲突事件，更是震惊全国。2009年6月21日，一患者在南平市第一医院手术后死亡，家属认为医院有责任，“扣押”了医生。随着矛盾升级，患者家属、村民约两百人围攻医院，从赤手空拳发展到械斗，双方多人受伤。

武夷山市立医院一名副书记回忆，那之前，已是纠纷不断。只2006年，市立医院就发生了三四起家属在医院摆设灵堂的事件。

仍是在武夷山，2007年7月，一孕妇在市妇幼保健医院产下一个死婴。转诊抢救中，又被迫切除了子宫。次日，家属在医院门诊大厅烧香、摆花圈、燃放鞭炮，医院被迫停业。

据南平市卫生局2009年《南平市近年医疗纠纷情况调研报告》，从2006到2008年，南平10个县、市、区的医疗机构共发生医疗纠纷554起，总赔付金额一千余万元。

2009年南平“6·21事件”后，当年7月，南平市发出《医患纠纷预防与处置暂行办法》（下称暂行办法），要求各区县成立调处中心，隶属司法系统。

2009年8月3日，“南平市医患纠纷调解处理中心”成立。当月，武夷山调处中心也成立。中心是“武夷山市医患纠纷调解和处置领导小组”的下设单位，分管副市长担任“处置领导小组”组长。

南平市司法局副局长、南平市调处中心主任龚选民说，武夷山调处中心，是南平市调处中心的子项目。

该中心设主任一名，另有事业编制2名，人事关系在武夷山市司法局。

此外，调处中心还设立了100万的调处基金。其中70万元，由市里5家医院和14家乡镇卫生院支付，作为调解赔偿款。另由市财政提供30万，为一些家庭困难的患方提供人道主义救助。

警察副院长的尝试

警察朱闽乐受聘出任副院长，他在市立医院的办公桌还没支起，就被通知搁浅

在调处中心之前，武夷山还尝试过其他举措。

2007年4月，武夷山推出“平安医院”行动。当年4月10日，14名民警收到了聘书，出任14家医院的综治副院长。

“副院长”们被赋予的使命是，抓好医院治安安全基础工作，应对突发事件，指导医院做好治安保卫工作。

城关派出所教导员朱闽乐是当时的“副院长”之一，他认为，副院长职务能落实责任到警员个人，能积累处理医患纠纷的经验。

武夷山市立医院一名负责人称当时是欢迎“警察副院长”的。他认为医患矛盾是多种原因造成，但只有医院一家顶在最前面，警察有时要几十分钟才到。有了副院长，还能帮医院“做起内保”。

不过，警察做副院长的尝试，在武夷山并未真正推行。

媒体报道此事后，此举被公众质疑。有批评者指出这是公权力滥用，警察成为医院“保安”、“家丁”。

聘书下发一个月后，朱闽乐还没有在市立医院支起办公桌，就被领导通知计划搁置。

武夷山市综治办主任蔡柳顺至今认为，新鲜事物应有一个实践的机会。

到后来，2010年，沈阳市也曾聘请27名警察担任27家医院的副院长，不过，不久也悄然搁浅。

并行“关几个小时”

与调解处理并行的，还有警方的打击。一名医院负责人认为，“关几个小时，再放出来就好多了”

2009年后，与调处中心并行的，还有公安机关大力整治。

南平“6·21”事件发生当月，南平市公安局发出《全市公安机关开展维护正常医疗秩序治安专项整治实施方案》，要求侦破一批医闹案件，“打击现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嚣张气焰”，整治一批医闹重点地区和单位，“有效维护其正常医疗秩序”。

武夷山市立医院的一名负责人认为，这是武夷山市医患纠纷的转折点。警方在几例“医闹”事件中抓过人，“关几个小时，再放出来就好多了”。

公安打击医闹的举措，被认为收到好的效果。“现在就算闹，当天都能解决，不像原先闹好几天。”武夷山市立医院副院长林文如说。

武夷山市公安局宣传科长杨德宝不认为是“抓人”，他称是控制家属情绪。他说是在劝说、警告、下告知书无果后，警方才强制将家属带离现场，带到别处冷静一下。

杨德宝说，警方打击还另有原因：医闹现象蔓延到了其他领域。个别交通事故里，死者家属曾不止围堵市政府，还有人上街堵路。

南平市卫生经济学会副会长、南平第一医院副院长吴剑，今年4月，曾发表《南平市医患纠纷调处模式探讨》。他在文中称，南平市打击医闹后，“医疗秩序明显好转，在医院停尸、摆花圈、设灵堂、拉横幅等不文明行为明显减少”。

据武夷山市综治办主任蔡柳顺介绍，除了调处中心、警方打击，武夷山市还推行过医疗责任保险的举措。发生纠纷后，分清责任，由保险公司负责理赔。

今年5月8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在例行发布会上称，全国已有30个省（区、市）启动了医疗责任保险工作，覆盖238个地、市、州和90个省（市）直管区县，参加医疗责任险的医疗机构数达10113家。

不过投保的方法，在武夷山没有起到很大作用。蔡柳顺说，很多家属并不愿做医疗事故鉴定，认为找医院更直接。而医疗事故鉴定，是保险公司理赔的关键依据。

调处的天平

武夷山市调处中心原主任郑方群说，调解时他会稍稍倾向死者一方，毕竟“死者为大”，且患方相对医院处于弱势

武夷山市立医院一负责人说，几年来纠纷处理有改观。不过，一般还是患者先闹，再进行调解。

他称在有些纠纷处理中，市领导也经常出面调解，有时武夷山的纠纷还会转到南平调处中心。从社会稳定角度出发，有时医院不该出的钱也出了。

武夷山市立医院副院长林文如也称，在一些纠纷的处理中，即便最后医院被认定没责任，也不得不拿出几万元作为补偿。他说，现在，除了通过调处解决与患方矛盾，医院有时也会动用人情关系，做家属工作。

按照《暂行办法》，要求赔付1万元以下的纠纷，由医患双方自行协调。万元以上的疑难复杂或重、特大医患纠纷，必须通过调处中心。要求赔付10万元以上的，必须做医疗事故鉴定。

武夷山市综治办主任蔡柳顺介绍，但“有些人就要10万，不做鉴定”，也增加了调处的复杂性。

患者家属吴仁福认为，无法跟医院平等对话，是家属“闹”的原因之一。

去年4月，吴仁福3岁的儿子因发烧到武夷山市立医院就诊，输液期间突然死亡。“院长、主治医生都不出面，没人告诉我孩子是怎么死的。”第二天，吴仁福在医院设了灵堂。

“他们说美国这么发达，都有20%误差。尸检也有20%误差。专家鉴定有20%误差。加起来60%。我儿子不是白死了？”吴仁福说，还有人告诉他，“肯定是你孩子有病才往医院送”，让他认清家长责任。

据吴家人讲，设灵堂当天，上百防暴警察抓了十余名亲属，有的亲属受了伤。

“等了一个月，他们还想拖。我们被拖垮了，死的心都有。”吴仁福说，他后来找到了一个到武夷山的省检查组“喊冤”。市领导当天就答应解决。第二天鉴定出来，认为家属占主要责任，医院次要责任。他得到赔偿20余万元。

武夷山市司法局原局长郑方群，是武夷山调处中心成立后第一位主任，今年1月退休。他认为，类似发生在医院的死亡事件，面对家人突然离世，家属有发泄情绪，属于正常现象。

在调解的天平上，郑方群说他稍稍倾向于死者一方，毕竟“死者为大”，并且患方相对医院处于弱势。

郑方群粗略计算，武夷山这几年调解的医患案例，做了医疗事故鉴定的15起案子中，医院负有责任（主要或次要责任）的纠纷占到一半以上。

纠纷“呈下降趋势”

南平市卫生经济学会副会长吴剑认为，南平的医闹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董汝池的案子，调解一直不顺利。

因双方就责任认定、赔偿问题分歧过大，调解不顺，最终政府力量强力介入。4月7日董家人将遗体放入诊所后，4月10日，警察将尸体强行运到了殡仪馆。

5月初，董汝池家人申请了法律援助，准备起诉诊所。

调处中心这个第三方机构，被当地政府寄予厚望，并被认为起到了效果。

据介绍，通常，调解成员有几十人的队伍，包括医生、律师，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需要哪个出面，再由调处中心调配。

吴剑认为，随着患者维权意识的增强，医患纠纷本身并没有减少，但南平“医闹”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根据吴剑论文中的数据，至去年年底，南平调处中心接待咨询1638人次，不需要受理就达到化解矛盾效果的有198件，受理医患纠纷案件302件，调解277件。“与同期比较，纠纷发生数和赔偿额下降40%左右。”

今年5月8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在例行发布会上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1年底，全国已成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专门组织1358家。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网络地市级以上全覆盖，县级覆盖面达到73.8%。

南平的调处已成为“典型”。南平市医患调处中心主任龚选民曾赴多地讲课，并频繁亮相媒体。

5月15日，龚选民说，南平已经接待了包括司法部、卫生部及多个省市，将近300人的考察队伍。某市卫生局及6家大医院的院长、书记曾组团前来取经，他们还接待了来自台湾高雄的20人考察团。

他认为，他们把医患问题预防做得很好。一个例子是，每逢重大节假日，调处人员都会到医院，与可能发生纠纷的病患及家属谈心，宣传政策。

龚选民很期待有卫生部门的政策研究者能和他坐下来“论道”。他认为，处理医患纠纷，很多是“上面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

龚选民说，根据卫生部统计，目前全国医患案件仍处于上升趋势。不过，南平处于明显下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