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裙带关系是欧债危机的病根子（2）

与上述国家相反，在美国、意大利和希腊，民主的到来先于现代国家的巩固。这些国家不存在保护官僚自主性的政治联盟，各个部门很容易被政治家所觊觎，政治家需要用公共职位动员大众。曾作为奥斯曼帝国一部分的希腊从未建立一个强大的、普鲁士式的国家。从土耳其获得解放后，民主来得较快。希腊在1844年就实现了男性普选，而后又于19世纪70年代建立了议会。政党开始动员以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的选民。由于资本主义在此发展较弱，因此精英们将国家（而非私人部门）视为机遇与资源的来源。20世纪的城市化并未实现由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型（即传统血缘、地缘关系被劳动分工取而代之），而是将整个血缘关系带入城市，从而使传统的裙带关系继续盛行于现代社会。  

这一格局在20世纪得以延续，特别是1974年希腊结束独裁统治重新实现民主化后。希腊两大主流政党泛希腊社会运动党（PASOK）和新民主党（ND）通过为支持者分配政府职位的方式争夺权力。希腊公共部门中的工会成功地为公务员谋取了终身制。这就意味着希腊的政党更迭不会导致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象。相反，它导致公共部门职位的扩张。因此，当前希腊危机的症结在于公共部门过于臃肿，而政党无力推动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体制改革。  

意大利的情况更复杂一些。北意大利的架构是寡头制和一批自治城市，如威尼斯、佛罗伦萨、波洛尼亚等。南部却是两个西西里王国的领地。近代早期它由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其政治体制建立在封建的科层制基础上。南意大利没有建立强大中央政府的传统。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统一时，虽然南方在社会和经济方面都比较落后，但它最终与一个同奥地利、南德并无二致的北方合并。随着战后意大利民主的诞生，北方政治精英面临着如何动员南部选民的难题。南部的贫困使共产主义在这一地区备受青睐。对此，基督教民主党就将传统的分赃制转变为现代裙带关系。这一体制成功地实现了国家稳定，但却使建立现代韦伯式强国的努力付诸东流。意大利当代史是一部现代化北方与裙带南方之间抗争的历史。裙带关系、黑手党和有组织犯罪在意大利大行其道，它们时常威胁着整个国家。因此，爱德华·班菲尔德提出的“不道德的宗族主义”和罗伯特·普特南所说的“低社会资本”都是用来描述由南意大利裙带政治组织导致的社会畸变。  

在美国，裙带关系问题因经济现代化的实现而最终得以克服。19世纪晚期的工业化造就了一批新的社会群体，诸如商人、专业人员和城市改革者。他们在进步主义运动中团结一致，推动了文官制和官僚制改革。虽然改革官僚制的进程缓慢，但是20世纪中叶美国在联邦和地方层面消灭了分赃制。  

虽然在意大利和希腊，现代国家从未扫清裙带关系，但至少意大利在努力剿灭裙带关系。在希腊，虽然年轻一代对现存体制深恶痛绝，但希腊从未出现一个进步性的联盟。马里奥·蒙蒂和卢卡斯·帕帕季莫斯在位期间建立的技术官僚制度就是由外部力量推行的改革。虽然希腊政府愿意削减某些开支并增加赋税，但是两大传统政党都不愿意鞭笞裙带主义本身从而贻害自身政治根基。此外，希腊议会中新当选的激进党也不愿意将改革裙带主义列为重要议程。这就是将欧洲整合为财政联盟的计划似乎是个天方夜谭的原因。除非这些国家中内部力量希望变革并与外部力量团结，否则外部压力不会成功地带来变革。内部改革力量至少潜伏在意大利，但在希腊，这些力量则完全缺位。  

解决裙带关系问题有利于医治当前危机的病根。但是，任何变革都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会见效。如果希腊政府想否决紧缩协议，那么希腊将彻底违约并退出欧元区。我认为，退出欧元区是唯一的现实选择。现在，作为激进政党的政策偏好，这一政策正在逐步推进。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它将对整个欧洲的稳定产生不利影响。无论怎样，欧洲的前景和远景都很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