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永前：美国“中国通”看中国共产党（2）

毛泽东的谈话：中共对美国的善意和期望

1944—1945年，谢伟思先后两次来到延安，居留时间长达三个多月，期间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进行过50多次谈话。其中，谢伟思与毛泽东的多次谈话记录最为精彩和宝贵。他们谈话的内容十分广泛，不仅包括国共两党关系、中共与美国的关系、中共与苏联的关系，还涉及战后中国经济建设问题。在谈话中，毛泽东代表中共多次表达了对美国的善意，并期望美国能够作出积极反响。

1944年8月23日，在谢伟思对延安的情况有了初步了解和认识后，毛泽东邀请他到枣园自己住的窑洞里正式谈话。[9]话题主要围绕如何避免国共内战和中共与美国的关系问题展开。关于美国与中共的关系，毛泽东说，“我们以前不会提出美国承认(中共)的问题。在正式意义上说，时机还不成熟。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策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政治改革“如果取得成功，就不会有内战的威胁”，但是“假如说国民党不实行改造，那时就必须提出美国对共产党的政策这个问题”。[10]关于美国对华援助，毛泽东认为，如果“美国坚持把武器给予一切抗日部队，包括共产党的军队在内，这样做不是干涉”;如果“美国只把武器给予国民党，其后果将会是干涉，因为它将使国民党能够继续反对中国人民的意愿”。关于美国与中共的合作问题，毛泽东强调：“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互相关联和相似的，它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交织在一起”;“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易于合作。我们不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愿意欢迎它”;“我们关心的是在建设和生产性的方针指导下，使国家得到最快的发展”;“美国无须害怕我们不愿意合作，我们必须合作，我们需要得到美国援助。这就是为什么了解你们美国人在想什么、计划什么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如此重要。我们不能冒险与你们迎头相撞——不能冒险和你们发生任何冲突”。这次会谈持续了六个小时。

这次谈话，正如戴维斯后来评论所说：“较诸罗斯福以及华莱士和蒋介石的所有谈话都具有更重大的意义。”谢伟思深知谈话的重要性，他将谈话内容的详细记录于8月27日报告给华盛顿方面。但遗憾的是，“毛泽东为了和美国达成一项可行性安排而作出的非同小可的提议，被美国政府忽视了。且不说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们，连华盛顿也极少注意到毛的主动的表示。于是，中美关系中富有历史意义的瞬间就这样未受注意而被忽略过去了”。

1945年3月13日，毛泽东又约谢伟思进行长谈，用精确的话语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想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毛泽东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同情、理解和互相关切的纽带。两个国家实质上都是民主的和具有个性的。两国都天生爱好和平，是非侵略性的，非帝国主义的。”“中国战后最急需的是发展经济。她缺乏独自发展经济所必须的资本主义的基础。她自己的生活水平是如此之低，不能再进一步压低来提供所需的资本。”“美国和中国经济上彼此互为补充，他们不会竞争。中国不具备大规模重工业所需要的东西。她不可能期待与有高度专业化制造业的美国相竞争。美国的重工业和这些专业化的制造业需要有一个出口市场。它也需要为它的资本投资寻找出路。”“美国不仅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的最适当的国家，它也是能够充分参加中国发展的仅有的国家。由于这一切理由，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不应该也不可能存在任何冲突、疏远和误解。”

1945年3月30日，谢伟思接到要其“最快”返回华盛顿的命令。由于没有说明召其回国的原因，谢伟思本人以及中共领导人都乐观地认为，美国政府有可能要与他磋商关于中国的事情。4月1日16时，毛泽东邀请谢伟思到其住所恳谈，参加会见的还有周恩来、朱德和董必武。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谈话，内容涉及国共、中美和中苏关系等许多重要议题，无论广度和深度均超过以往历次谈话。围绕中共和美国的关系，毛泽东作了如下阐述：“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寻求友好的美国支持在中国实现民主和在对日作战中进行合作。但是美国的行动如何，无论他们是否得到哪怕是一门炮或者一粒子弹，共产党人将用对他们来说任何可能的方式，继续寻求和实行合作。”毛泽东等人表示，“共产党人将继续寻求美国的友谊和了解，因为中国在战后建设时期需要它。自然，美国是否与共产党人合作，只能由美国来决定。但是共产党人认为这只会对美国有好处——尽可能快地赢得战争，帮助中国实现团结和民主事业，在解决土地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工业化，促进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赢得压倒多数的中国人民——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永恒的友谊。”总之，毛泽东的谈话表明当时中共对美国的政策是希望继续扩大合作，明确传达了中共领导人对与美国发展长期友好关系的诚意和期盼。

对照中美关系几十年来的风雨历程，历史已经证明了毛泽东当年高瞻远瞩的谈话的正确性。尽管毛泽东的谈话早由谢伟思详尽而及时地报告给了美国政府，但这些报告却在美国国务院的档案室里束之高阁，尘封长达24年之久。直到1969年尼克松当政时期中美两国政府为实现关系正常化开始进行秘密接触时，谢伟思关于毛泽东的谈话报告才首次被公开披露。

“援助中共”：给美国政府的中肯建议

作为一名美国职业外交官，谢伟思当然不是共产党人，甚至谈不上共产党的同情者，但他心中充满着美国人民所具有的传统良知，对苦难中的中国人民怀有真挚的同情。经过与中共领导人的逐步深入接触和交往，谢伟思和观察组成员最终认识到，中共完全是中国现实所造就的一股土生土长的革命势力，绝非苏联的“代理人”或“附庸”。由于得到广大民众的衷心拥护，中共必定会在战后的内战中取得胜利，从而取代国民党成为执政党。如美国处置不当，中共完全有可能真的倒向苏联。因此，在援助国民党抗战的同时，美国政府也应给中共以必要的支持。从长远和大局考虑，这样做不仅有利于调动一切力量尽快打败日本，也有利于战后与中共建立建设性的关系。应该说，这是富有深意的真知灼见。

1944年11月，赫尔利接替高思任美国驻华大使。这时，美国对国共两党的政策已微妙地从过去的“援蒋但不反共”转向表面“中立”，但其实是单方面支持蒋介石。面对这种新局面，谢伟思在此后的报告中仍然向美国政府提出下列建议：美国应该采取一种现实的对华政策，援助中共，联合抗日，这将对中国的现实和未来产生深远而良好的政治影响。1945年2月28日，在谢伟思起草由大使馆全体外交官联名向美国国务院发回的著名电报中写道：“依靠这样一种我们认为是现实地承认中国现状的政策，我们可望在战争中获得中国所有力量的合作;把共产党人拉到我们一边而不是把他们投入俄国人的怀抱(否则是不可能避免的，假如俄国参与对日战争的话)，说服国民党，它目前明显为一场内战而进行的计划是不可取的;实现某种统一，这种统一即使不能立即完成，也能够为未来朝着充分民主和平发展提供基础。”可见，谢伟思所追求的理想的中国是一个统一、民主和亲美的国家，这份电报完全是基于美国长远国家利益的考量。但是，这份电报被赫尔利称为“反叛行为”，美国政府内部围绕这一时期的对华政策发生了激烈争论，谢伟思等人因此被调离中国，并随后遭受“丢失中国”的指责和“麦卡锡主义”的严重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