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永前：美国“中国通”看中国共产党

美国“中国通”眼中的中国共产党

——谢伟思1944—1945年的延安报告

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1909年8月3日—1999年2月3日)，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在成都和重庆度过了童年，后随父母返回美国接受教育，毕业于俄亥俄州的奥伯林学院。谢伟思从青年起立志于外交事业，1933年通过美国国务院资格考试，1936年正式任外交官，曾先后在中国上海领事馆和重庆大使馆任职，活跃在外交舞台上，展示出外交才能。1943年8月起，谢伟思在史迪威任总司令的驻华美军总部工作期间，利用自己的外交官和军方双重身份，广泛考察中国社会，深入乡村边远地区，体验普通百姓生存状况，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谢伟思还建立了广泛的社会关系，不但与宋庆龄、冯玉祥等爱国人士和国民党达官显贵、社会名流都有交往，甚至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也保持着经常联系，成为美国外交界名副其实的“中国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共同抗击日本，谢伟思1943年1月向美国国务院提交关于国共形势的报告，最早建议向中共控制区派遣美国观察员。[1]此时，中国共产党人则希望美国政府在延安设立领事馆，以便双方合作。而最不愿意看到美国与中共建立官方关系的蒋介石，寻找各种借口阻挠这一计划的实施。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访华。史迪威等吁请华莱士向蒋介石交涉，蒋被迫同意美方派人去延安，这就是“美国军事观察小组”赴延安的由来。7月22日，美国军事观察小组进驻延安，成员包括驻华使馆武官包瑞德、二等秘书戴维斯、三等秘书谢伟思等人，其中谢伟思还被委任为小组政治顾问。 美军观察组来延安标志着中共与美国政府建立了一种官方联系，谢伟思和观察小组因此成为最早代表美国官方与中共和毛泽东打交道的美国人。

延安印象：“来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家”

谢伟思作为军事观察小组成员，不仅多次会见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还访问了许多抗日根据地, 见到了陈毅、林彪、聂荣臻等从抗日根据地来延安开会或汇报工作的中共将领。通过对延安的实地考察，谢伟思和美国军事观察组的成员一致认为：与在国民党统治区相比，他们似乎来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家，碰到了不同的人。[2]不论是延安军民的精神气质还是延安的气氛，都与重庆迥然两样。

1944年7月28日，谢伟思在《对陕北共产党根据地的初步非正式印象》的报告中写道：“那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言辞和行动上都如此。官员和人民与我们的关系，以及中国人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谈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时，都普遍用尊敬的口吻(提到毛泽东时，带有某种尊崇)，但是这些人都是平易近人的，对他们完全没有奴颜婢膝之态。他们自由地参加各种小组。这里也完全没有贴身保镖、宪兵和重庆官僚阶层中的哗众取宠的夸夸其谈。初来乍到者在延安看不到警察，也很少看到士兵。没有乞丐，也没有令人绝望的贫困迹象。衣着和生活都很简朴，除农民外，几乎每个人都穿同样普通的、用土布缝制的中山装。在衣着、生活或接待方面，我们看不见炫耀虚饰的现象……”“士气是很高的，战争看来接近了，而且是现实的。这里没有失败主义，而是信心十足，没有厌战情绪。这里到处都强调民主和同老百姓的鱼水关系……人们是严肃认真的，倾向于一种使命感。那里有惊人的政治觉悟。没有对党的领导人的批评，没有政治闲谈。同时，没有紧张和压抑感。”[3]

谢伟思报道了延安令人鼓舞的形势和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与经济萧条、官僚腐败、特务横行的重庆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反差不禁让谢伟思大发感慨：“我们全力支持的政权(蒋介石政权)的表现和我们发誓要消灭的敌人(日本)是如此雷同;而我们从不予支持的中共却又与我们美国人自己这般相像。真是不可思议!”[4]

“更像美国人”：谢伟思眼中的中共领导人

在重庆时，谢伟思与国民党领导人有过广泛接触;到延安后，他与中共领导人也进行了很多接触，使他对二者有了十分鲜明的对比：中共领导人都十分坦诚直率和平易近人，而重庆的官场里充斥着腐朽和等级制。在谢伟思看来，中共领导人给人以两点极为深刻的印象：

第一，青春年华。当时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差不多都是40多岁，少数是30多岁接近40岁。正是这种年轻且精力充沛，使他们作为一个集体显得十分活跃而称职。在这个集体中，看不到半饥饿的、贫血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同样也看不见吃得肥头胖耳的官吏和官僚派头的人。[5]这种活力不仅表现在体质上，也表现在智力上。中共领导人的知识、兴趣和阅历都是极其多样的，他们都是具有不容置疑的坚强信念的人，谢伟思称之为“韧性”：他们具有耐心，他们在这方面受过长期艰苦的训练;他们将会妥协，如果这确定是符合党的最大的、长远的利益的话;当一旦需要的时候，他们会奋起战斗;并且他们可能会是严厉和无情的，如果必需的话。在中共领导人中间，畏惧或个人利益都是不会加以考虑的。[6]

第二，一贯井然有序。这种特点既是精神上的也是物质上的，因为在延安普遍存在着一种认真的气氛和高效率。中共领导人中好像有一种强烈的集体感和牢固的团结，完全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人身攻击、妒贤嫉能和小集体主义。没有一个人给人以“政客”的印象。他们是在一场斗争中升到高位的，而斗争的胜利并不是依靠创建了一部政治机器、玩弄诡计或是利用有利的个人关系，而是依靠实际的成就。[7]

谢伟思在与中共领导人进行广泛接触后得出一个总体结论：这个领导集体由精力充沛、成熟和讲求实效的人们组成，他们忘我地献身于崇高的原则，具有杰出的才干和坚毅的领导素质。就自己在延安的所见所闻，谢伟思给美国国务院撰写了大量报告，对中共领导人的素质和个人能力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的风度，习惯于推理思考和直截了当地处理问题，看来更像美国人，而不像东方人。”[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