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永前：美国“中国通”看中国共产党（3）

“友谊之桥”：对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贡献

1945年4月4日，随着谢伟思被迫离开延安，中共与美国政府间仅有的一点联系也切断了。谢伟思回到美国后更是厄运不断，始料未及。同年6月6日，由于将自己所写的文件借给《美亚杂志》编辑贾菲而牵扯进“美亚案件”，谢伟思被美国联邦调查局以阴谋违反间谍活动法的罪名逮捕。8月，尽管美国大陪审团宣布谢伟思无罪，然而随着战后美苏间冷战的降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垮台，美国国内恐共症弥漫，极右反共的麦卡锡主义泛滥，谢伟思以及他那一批希望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而不是蒋介石政府打交道的“中国通”们，被扣上“共产党同伙”等“罪名”，遭到政治迫害。1951年底，谢伟思被美国国务院强行开除，后来虽然重新回到国务院，但一直得不到信任和重用。1962年，53岁的谢伟思提前退休，离开了他曾立志献身的外交事业。可贵的是，谢伟思尽管屡遭政治迫害，却始终坚信自己的观点。

谢伟思对发展中美关系、促进双方相互了解方面的历史贡献，中美双方都有客观的评价。如《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一书作者迈克尔·沙勒认为，在1944年7月谢伟思去延安前，可以说没有几个美国人真正了解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看法，他们所知道的点滴情况大多来自第二手资料。就连后来接替史迪威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的魏德迈将军也承认，谢伟思“对中国的风俗习惯了如指掌，因而能同毛泽东、朱德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建立保持融洽的关系”。“他写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政治形势分析，因为政治形势影响着中国政府的作战潜力，连带地也影响着在中国的美国部队的作战潜力。”在中国方面，1944年7月26日，毛泽东在谈话中称谢伟思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朋友”;1945年6月初，延安《解放日报》针对谢伟思被捕事件发表社论，将其视为中美关系的一个分水岭;1972年初尼克松访华前夕，谢伟思应周恩来邀请于1971年9月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美国客人访华，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没有忘记这位老朋友，也充分证明了他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影响和地位。

1972年2月，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前一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请谢伟思去追述往事。谢伟思说：“我最近对中国的访问证明——至少对我本人来说是这样——中国今天的许多情况能够从我们于1944年和1945年在延安的中共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及我们从那里发回的报告中找到根源。我认为，我们在越南的卷入，我们坚持有必要遏制中国，以防止我们所认为的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仍基于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缺乏对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以及对他们的领导人的意图的真正了解。我们确信他们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然而，我却认为他们向来没有向外侵略的传统。因此，我想我们之所以陷入越南泥沼，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我们这种对中国的误解和庸人自扰的恐惧。”历史已经证明谢伟思是对的。

注释：

[1][9] 于化民《美国“亲共”外交官谢伟思的风雨人生》，载于《党史博览》2006年第9期。

[2][3][5][6][7][8][10] [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81页，第181—184页，第197页，第198页，第199—200页，第202页，第254页，第254—255页，第260—261页，第327页，第337页，第337页，第317页。

[4] [美]凯恩·博斯特尔《“中国通”谢伟思的悲剧》，载于《书摘》200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