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加宁：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改革高潮（4）

第二，要处理好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的关系，从由外而内为主变为由内而外为主。

过去30年，我们的改革路径基本上是由外而内，即所谓“以开放促改革”，通过倒逼机制来推动国内改革。比如说设立经济特区；再比如说加入WTO。

但是在某些领域，比如说金融领域，在改革开放的顺序上，我们要接受日本的教训。日本在实施金融改革开放时的教训之一就是，在金融改革开放的路径上，首先实现了日元的可兑换和浮动汇率 （上世纪60、70年代），然后才推行国内的金融自由化（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结果就出现了国内资金绕道境外分行再转贷回国内企业的现象，一方面导致资金的成本上升、投机的风险加大，同时也导致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失灵。

因此，今后的改革应当从由外而内为主更多地转向由内而外为主。一方面要有对外开放的“时间表”，目的是为了保持一种高压态势，以推动国内的改革；但是另一方面，还要有国内改革的“路线图”，要按照科学的改革路径，循序渐进、扎扎实实地推进国内的基础性改革。

第三，要处理好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的关系，要从“摸着石头过河”为主变为以顶层设计为主。

过去30年，我们的改革基本上是以基层探索为主，即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当然偶尔也有一些顶层设计，比如说1994年推出的宏观配套改革。

今后，中国的改革，应当而且也能够更多地依靠顶层设计。

一方面，改革已迈入深水区，有可能“摸不到石头”了，因此，今后的改革可能更多地需要事先的顶层设计。比如说，财税体制改革，就需要与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合，而且有很强的路径依赖，如果没有顶层设计，仅仅依靠“摸着石头过河”，就有可能误入歧途而不能自拔。

另一方面，改革初期，我们没有搞市场经济的经验，过去的那一套计划经济理论也不灵了，所以只能靠“摸着石头过河”，主要依靠基层的实践探索。但如今，经过多年的系统学习和国外考察，以及大批的留学人员陆续回国，我们不仅掌握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而且还掌握了大量的国外经验教训。因此我们不仅应当，而且也能够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了。

迫切需要设立改革协调机构来推动顶层设计

中国经济时报：在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方面，当务之急是什么？

魏加宁：我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恢复体改委或设立新的改革协调机构。

中国经济时报：现在不是有发改委吗？

魏加宁：我在2003年刚刚撤销体改委后不久就曾经撰文指出，发改委的体制存在着三个目标冲突：一是发展与改革的冲突——发展问题往往是高层领导最关心的“急活儿”，而改革的事则往往能拖就拖。

二是审批与改革的冲突——发改委自身有项目审批权，有自己的部门利益，因此，他推改革别的部门就不服气，认为是在争权。

三是计划经济与市场化改革的冲突——我们的改革是市场化取向，而发改委的前身国家计委则是计划经济的核心堡垒，把一个市场化取向的改革部门并入到计划经济的核心堡垒之中，结果会是谁改谁呢？

我当时还指出，这一体制缺陷，过十年就会显现出来。现在看来，要不了十年这一体制的弊病就暴露出来了。

这些年，中国的体制改革停滞不前，在某些领域甚至还有所倒退，不能说与这一体制无关。比如说宏观调控，按照1985年著名的 “巴山轮会议”得出的结论，宏观调控的改革方向应当是从直接调控变为间接调控，而且后来也曾经一度往这一方向走过。可是现在，我们的宏观调控不仅又回到了直接调控，甚至调控得更细致、更微观、更直接，连计划经济都不是，干脆就是“审批经济”——经济过热时靠压审批来控制速度，经济冷了又靠加快审批来刺激经济。结果，十年下来，身兼发展与改革两大重任的发改委，既没有把宏观调控搞好，也没有把体制改革搞好。

所以说，当务之急就是要恢复体改委或设立新的改革协调机构，以便加强改革的总体协调，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加强改革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防止改革被部门利益所左右，防止改革被利益集团所左右，防止改革本身出现系统性风险。

因此，我认为，是否恢复体改委或成立新的改革协调部门，至关重要！它不仅关系到改革的成败与否，而且也是检验我们的改革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