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凤荣：苏联解体谁人之责?

苏联解体后，俄共把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当成苏联解体的罪魁，甚至要审判他们。他们两人对苏联解体的态度却有不同，戈尔巴乔夫强调自己一直是联盟的捍卫者，为苏联的解体感到惋惜；叶利钦则强调苏联解体是人民的选择，俄罗斯联邦放弃帝国的道路，不让苏联这个帝国继续存在，给各族人民以选择的自由，是一件好事。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作为领袖的个人自然也起了作用。在苏联联盟国家解体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们的作用显然是不一样的。

一、戈尔巴乔夫行动迟缓，错过改革联盟的良机

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在改革开始时，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涉及任何民族问题。在1987年11月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还盛赞苏联民族问题的解决。他认为，“在连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没有消除族际怨仇这个背景的衬托下，苏联是人类文明史上真正独一无二的典范。”“如果我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那就不会有今天的苏联，它在社会、文化、经济和国防方面就不会象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如果没有使各共和国在事实上日益平等，如果没有在兄弟情谊和合作，互相尊重和互相帮助的基础上结成共同体，我们的国家就不能存在下去。”但是，戈尔巴乔夫的盲目乐观并不能消除民族问题，1988年2月纳—卡问题尖锐化。在2月28日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才真正认识到民族问题的严重性。他说：“应该给这些问题排排队。现在应该首先结束亚美尼亚混乱的局势，我们已授权（中央）书记处：着手研究导致这一事件的原因。心平气和地研究，也不要弄明白多少就公布多少。在此要让他们的人也参加，我们的知识分子也参加。应该成立一个代表委员会：由学者、知识分子组成，而不要只让党务和政工工作者参加。政工人员总是过多地束缚于分析事实的工作上：肯定的还是否定的。现在应该组建一个更加民主的委员会，指定领导人，让他们去考察、访问、讨论。”

改革联盟体制，从实际上的单一制向联邦制过渡，扩大共和国和自治体的权力，扩大地方的管理职能，应该是当务之急。但是，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之初根本没意识到这一问题，没有对联盟体制及时做出修正，没有想到改组联盟。1989年5月11日在讨论波罗的海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曾提出，“如何实实在在地改造我国的联邦制要思考、再思考。否则真的要全部完蛋”。在1989年5月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提出，要划分联盟、共和国、自治区的权限。苏共中央也终于决定在1989年9月召开专门讨论民族问题的中央全会，反映各地代表不同要求的信件寄到了苏共中央，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这次中央全会通过了《党在目前条件下的民族政策（苏共纲领）》，提出的基本任务是：对苏维埃体制加以改造，用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内容加以充实；扩大各种不同形式的民族自治的权利和机会；保证每个民族的平等权利；为自由发展民族文化和语言创造条件；加强各种保障，以杜绝根据民族特征限制公民权利。但这个决议并没有真正实施，也未能遏制分离主义，9月23日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共和国主权宣言，25日立陶宛宣布1940年并入苏联不合法。

虽然苏共中央九月全会首次提出了制订并签订新联盟条约的问题，但直到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后才把这一问题提上日程，戈尔巴乔夫本人则直到1991年春天才积极加入制定新联盟条约的进程中来。纳扎尔巴耶夫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基本错误在于，他没有倾听加盟共和国要求赋予他们经济独立的呼声。除波罗的海诸国外，大多数加盟共和国含哈萨克斯坦在内，并没有追求分离、完全和盲目的独立。我们想到一点——可能会自我掌握本身的命运。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伙应及时向各共和国提供在联盟框架中最大的独立。我相信，国家可以避开以后很多动荡。”他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波罗的海三国起初也未要求独立，他们只是要求扩大共和国的权力，在1989年5月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代表团坚决主张实行共和国经济核算制，拟定了共和国经济独立草案，他们还坚决要求调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情况，并对该条约的后果进行评估。1989年年中“萨尤季斯”事实上获得了共和国的政权后，逐渐变成了主张国家脱离联盟的力量。

198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50周年，“萨尤季斯”组织了名为“波罗的海之路”的政治活动，三国居民组成几百公里的“波罗的海人链”把三国的首都连接起来，有1/5的居民走上街头。“几乎所有的普通劳动者都不接受斯大林于1939年强加的这个强制性的联盟，渴望独立。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已从戈尔巴乔夫保证国家统一的同盟者变成了敌人。改革首倡者面临一个两难的抉择：要么是可保证群众自由发表意见的民主的深入，要么是保住联盟。”戈尔巴乔夫选择了民主。1990年1月11日，戈尔巴乔夫偕夫人到立陶宛，同各方人士进行接触，劝说他们留在联盟内，“分离会损害各族人民的利益。独立自主、重新划分权限、非集中化都是对的。但是要保留合作和相互配合。批评联邦制没有意义，这一制度在我国从来没有过，我们至今一直生活在单一制的国家中。让我们先在现在的联邦制中生活吧，以后再确定去向。我们可借鉴世界联邦制国家的正面经验。”但戈尔巴乔夫的劝说没起作用。面对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要求，戈尔巴乔夫应对无策。在1990年3月22日讨论形势时，瓦连尼科夫将军建议对立陶宛实行紧急状态、总统治理、派遣军队等措施，戈尔巴乔夫不予考虑，他要用法律的手段解决问题。4月3日匆忙通过了退出苏联法，实质上这是一个限制加盟共和国退出的法律。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经济封锁迫使立陶宛屈服，4月15日，宣布对立陶宛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提高石油天然气的价格，对许多重要商品禁运。结果适得其反，损害了中央的形象，加剧了立陶宛反抗联盟的情绪，他们召回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中的立陶宛籍人民代表，并宣布建立自己的军队。立陶宛共产党发生了分裂，大部分人站到独立力量一边，小部分转入地下。戈尔巴乔夫对此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他不知道该如何维护苏联的宪法和维护统一。“戈尔巴乔夫的犹豫不决，促使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国领袖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