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鹏：汉武帝的三张面孔

汉武帝的内政成绩

汉武帝既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皇帝，又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皇帝。但无论是功是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汉武帝对整个中国的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可以用十六个字概括他的一生：“内强皇权，外服四夷，迷信神仙，晚年改辙”。

先看“内强皇权”，一是汉武帝用各种手段削弱其他势力的权力，以达到加强皇权的目的，其中包括打击诸侯王势力、遏制公卿贵族豢养门客、瓦解民间游侠集团、任用出身贫寒而且比较听话的人来做丞相。

在这个过程中，汉武帝耍了不少手段。尤其是在打击诸侯王势力上，比如汉武帝通过制造冤案的方法，铲除了当时非常有威望的一位诸侯王淮南王刘安。政治斗争，难免越出道德藩篱。抛开道德尺度，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这些步骤，汉武帝完成了秦始皇以来中央集权的建设，巩固了统一帝国，打击诸侯王是为了消除分裂隐患。这是从肯定角度讲。从批判角度看，汉武帝从各个角度加强皇权，代表社会力量的游侠被打击殆尽了，丞相又是皇帝的跟屁虫，皇权非常强大，那么皇权出错了怎么办？到哪里去寻找制约皇权的力量？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拷问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

和这些直接加强皇权相配套的，还有汉武帝的统治策略。司马迁观察到一个现象，他说当时官吏们，都是靠法治手段帮助汉武帝巩固统治，但表面上却以儒术作为装饰。这就是司马迁说的“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史记·公孙弘传》）儒术成为掩饰严刑峻法的工具。司马迁揭示出汉武帝统治策略的两面，一方面利用严酷的法治进行实际统治，所以出现了大量酷吏。但另一方面，汉武帝又利用儒家的经学、文章来纹饰自己的统治，给严酷的统治披上温文尔雅的外衣。所以，汉武帝又提拔过一批儒学出身的官员。但在司马迁看来，这种情况下被推到前台的儒学，是伪儒学，是一种统治工具。

司马迁的这个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对汉武帝时期统治形态的观察，入木三分。但我们今天从整个历史演变的大势来重新评估这件事，可以发现汉武帝这种“两面派”的做法，有它特殊的时代语境，也有它深远的历史意义。从法治的角度来看，利用严刑峻法来管理整个社会，其实延续了秦始皇时期的统治特征。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比改朝换代要慢得多。大家起来一造反，秦朝灭亡了，皇帝改姓了，但秦朝留下的那些社会制度、基本的社会状况，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思维习惯和日常生活中，不会那么快就彻底改变。所以汉武帝任用酷吏，施行严刑峻法这个特点，其实是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延续性。

而起用儒家学者这一点，恰恰相反，代表了历史的变革性。这是秦始皇时期没有的、汉朝建立以后逐步发展出来的一个历史新特点。历史总是这样，它不会一下子天翻地覆，全部变成新的、大家都陌生的东西。真要那样，老百姓也受不了、赶不上趟！我们的生活，总是有一部分延续着传统，而另一部分则有新的内容慢慢地出现，逐渐地成熟。

汉武帝时期大张旗鼓地表彰儒学，其中涌现出来的很多人物都不入司马迁的法眼。比如公孙弘，靠着迎合、投机取巧做到丞相，司马迁很看不起这个人，认为这是个典型的伪学者。但我们还要看到另一面，汉武帝把这个口子一打开，儒家的机会就来了。当时春风得意的虽然是一些打着儒家旗号的投机分子，但真正的儒学，也借着这个机会得到了发展。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到班固生活的年代，儒家的很多观念，已经成为政治决策和士人生活的基本信条。班固就是深受儒家学说熏陶的学者，所以他才会在《汉书》中为汉武帝表彰儒学的行为大唱赞歌。班固说：“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本纪》）意思是说汉武帝即位不久，就采取了罢斥诸子百家、独尊儒术这么英明的决策。

司马迁对当时的这些现象观察得很深刻，但他看不到历史的后续发展。班固恰恰是受这些后续发展的影响，重新来评估汉武帝的这些措施。好比司马迁看不见自己背后的东西，班固站在司马迁身后，司马迁看不见的东西班固看到了。而展现在司马迁眼皮底下的那些东西，站在后面的班固又不如司马迁看得真切。所以，这还是一个角度问题。

另外谈到汉武帝的法治，还有这么个故事。汉武帝有个妹妹叫隆虑公主，晚来得子，非常娇宠。后来隆虑公主病重，放心不下这个儿子。她也知道汉武帝用法严，生怕自己死后，这个宝贝儿子犯点什么事，被治了。所以就在临死前，捐给汉武帝一大笔钱，黄金千斤、钱币千万，算是预先替儿子赎罪，以后儿子万一要犯点什么事，希望汉武帝看在自己的份上，网开一面。后来这个儿子果然娇纵不法，一次酒醉之后杀人了。按法律得偿命。很多官员都来求情，说看在隆虑公主的份上，从轻发落吧。汉武帝非常悲痛地说，我妹妹就这么一个儿子，临终前千叮咛万嘱咐，要我照顾。但现在他犯了这么重的罪，我如果徇情枉法，败坏法治，以后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最后汉武帝挥泪说，还是要依法办理。所以，隆虑公主的儿子，并没有因为是汉武帝的亲外甥而逍遥法外。

这个故事不见于《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都记载了。尤其是《资治通鉴》，把它放在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汉武帝这段历史的最后部分。《资治通鉴》有个特点，当它介绍完一位重要历史人物的时候，经常会在最后挑选一些代表性的事例，作为最终评价这个人物的凭据。司马光虽然也批评过汉武帝任用酷吏，造成很多社会问题，但在讲完汉武帝这一生之后，他却特意挑了这个事例来总结汉武帝的人物特点，说明在司马光看来，汉武帝执法如山这一点，还是值得学习的。既然有了法，那么大家都要遵守，法比人大，没有人可以例外。

关于汉武帝内政建设上的成绩，除了前面这些内容之外，其实“晚年改辙”这个板块，也可以算在里面。只不过这段历史比较特殊，可以独立成为一个话题。汉武帝晚年，和太子刘据之间存在两个问题。首先，由于父子俩性格差异很大，导致他们在政见上存在严重分歧。汉武帝雄武拓张，积极有为，太子敦厚安静，主张文治。他们都各有支持者，因此朝廷上隐隐划分成政见不一的两大阵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父子俩长期缺乏正面交流，有很深的隔阂。宫廷斗争，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早有人觊觎刘据的太子之位，他和汉武帝的这种隔阂，就被人利用了。刘据最终在巫蛊案中被人栽赃嫁祸，兵败身死。这件事对汉武帝触动很大，他没料到事情会变成这样。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痛定思痛，不仅认识到太子是被陷害的，还认识到，以前太子主张的政策路线有很大的合理性。他自己所主张的四面拓张、积极有为路线，由于国力匮乏、社会矛盾激烈，这时候已经很难再持续了。所以汉武帝不仅替刘据平反，还下了罪己诏，改革国策，从积极拓张转向休养生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