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鹏：汉武帝的三张面孔（2）

这是汉武帝“晚年改辙”的大概内容。我们能把这些思路理清楚，主要是依靠《资治通鉴》的记载。司马光对汉武帝晚年政局的观察和把握，应该说是非常准确、也是非常深刻的。班固把巫蛊之祸，归罪于那些曾经和太子结怨的小人物，看问题太表面了。司马迁呢，又一次身在局中。我们通过分析，认为司马迁很可能是刘据的支持者，所以《史记》对这件事的记载非常隐晦，基本没有正面描写。很多人认为，时间上离历史事件越近的史学家，记载的内容越可靠。看来并不一定，汉武帝晚年的政局，恰恰是离这段历史最远的司马光把握得最全面、最准确。

汉武帝对中国版图的贡献

关于“外服四夷”，司马迁说汉武帝西伐大宛的时候，正好碰上“关东蝗大起，蜚西至敦煌。”（《史记·大宛列传》）从东到西，到处都是蝗灾、虫灾，但老百姓还要负担沉重的战争压力。司马迁用很生动的笔触描写了这么一个事实，读来令人心酸，当时的老百姓苦啊！作为目击者，司马迁对汉武帝的积极开拓，持批判态度，因为他目睹了当时百姓的惨况。从这一点来看，应该说司马迁是一位有良知、敢于记录事实的史学家。但司马迁的问题仍旧是看不到汉武帝这些行动对以后历史的影响。站在我们今天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应该有更高的认识：正是因为当时人们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才使得汉朝文明和西域文明有了充分交流。而且除了西域之外，汉武帝把汉朝的触角伸到了东南西北各个方向，西到天山南麓，东到朝鲜半岛，南到海南岛，北到今天的蒙古。正是汉武帝的这些努力，初步奠定了我们今天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版图。从这个角度来看，汉武帝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另外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名将。最著名的像卫青、霍去病、李广，三部史书都有详细介绍。司马迁受李广的孙子李陵投降匈奴事件牵连，被汉武帝处以宫刑。我们看到，在《史记》里司马迁对李广和李陵这对祖孙充满了感情，而对卫青、霍去病的人品不怎么认可，认为他们是仗着汉武帝的宠信，才爬到那么高的位置。

但司马光经过分析之后，得出不同的结论，认为卫青的成功和李广的失败都是有原因的。卫青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善于领导，也善于吸取别人的意见，是个帅才。而李广有很明显的个人英雄主义作风。作为汉武帝来说，能够大胆起用卫青、霍去病这些年轻将领，事实证明非常成功，体现出汉武帝有知人善任的优点。所以，司马光在最后评价汉武帝的时候，专门有“善用人”这三个字。结合汉武帝临终前对身后事的安排，可以印证这一点。刘据死后，汉武帝要立新太子，不挑年龄比较长的几个，而是立了最小的刘弗陵，并且让霍光这些人来辅佐刘弗陵。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无论是皇位继承人还是顾命大臣，汉武帝都没有挑错，也证明汉武帝的确有识人之明。

三种视野下的“迷信神仙”

当然，我们还是要承认，三位史学家都有各自的优势，无法相互取代。我们要更全面地了解汉武帝时代，就必须综合考虑三位史学家的意见。比如司马迁，他的优势在哪里？因为有着和汉武帝直接接触的经验，使得司马迁看到的汉武帝，有血有肉。这和后来的历史学家只能从文字记载的角度来审视汉武帝这个人，有很大不同。所以我们看到，《史记》里塑造的汉武帝，个性非常鲜明，形象非常生动。我们从“迷信神仙”的角度来看一下。谈到汉武帝的性格和信仰，《史记》里有一篇《封禅书》，把汉武帝迷信鬼神、痴迷于成仙的行为、心态描写得非常细腻、生动。汉武帝一心想成仙，不停地上当受骗。每次上完当，都下决心：下次不能再上当了！可是每次有新的方士来引诱他，他都忍不住，还是继续给这些方士很多钱，让他们帮忙求神仙。这是为什么？司马迁通过近距离观察，只用了四个字就把汉武帝的心态揭露得淋漓尽致：“冀遇其真”！怀着一种侥幸心理，希望总有一次能碰到真的神仙。

同样是这件事，在班固笔下意义就大不一样。班固说你不能光看到汉武帝求仙时的荒唐可笑，也应该看到，汉武帝的这些行为，是在加强和上天的沟通，以确保汉朝的长治久安。我们不能说班固是在歪曲事实，替汉武帝辩护。班固生活在汉武帝之后一百多年，虽然不算近，但也不太远，正好在汉武帝影响力的“射程”范围内。在当时的思想环境下，班固本人就非常相信“天人感应”学说。这种学说认为，为了保证人世间的和谐秩序，加强和上天的沟通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于这种看法，我们不能站在今天的立场笑话他们迷信，而应该看到，是当时的环境造就了这样的思想。

还是汉武帝求仙这件事，到了司马光这儿，又有不一样的处理。《资治通鉴》描写汉武帝，是希望汉武帝时代的经验和教训，能对以后的统治者起到帮助作用。所以司马光谈到汉武帝晚年自我反省的时候，专门讲汉武帝对自己迷信方士、神仙非常后悔，下令把所有方士全都罢免。而且汉武帝还有这么一句台词：“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武帝说自己以前很愚蠢，被那些方士骗，世界上哪有什么仙人，都是胡说八道。这段内容，在《史记》《汉书》里找不到。汉武帝是不是真的讲过这些话，无从查证。但司马光加这段内容的意图很明显，是要告诫后世的皇帝，千万别学汉武帝，为了求仙而劳民伤财。神仙没求到，搞得老百姓怨气冲天，那是不值得的。

通过这样比较之后，我们可以各用一个词，概括出三位史学家的不同。司马迁是在记录历史。他把自己亲眼看到、亲身经历的事都记下来了，里面夹杂着他自己的感受，所以，他的特点是鲜活生动。而班固是在解释历史。班固整理汉武帝时代的历史，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要确立西汉王朝的伟大性。因为东汉是继承西汉而来的，只有证明了西汉的伟大，才能证明，东汉继承西汉是合理的。所以，汉武帝的很多行为，班固都要给他一个合理解释。这样一来，班固笔下的汉武帝这个人，不像《史记》里的那么生动，但对于汉武帝这个时代种种现象的解释，班固讲得更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第三位史学家司马光，他是在分析历史。司马光笔下的汉武帝，和秦始皇一样犯了很多错误，穷兵黩武、为求仙而劳民伤财，但为什么秦朝灭亡了而汉朝没有呢？司马光说，那是因为汉武帝晚年常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做出了自我纠正。通过这样的分析，司马光告诉后世统治者，汉武帝这个时代，什么样的教训要汲取，什么样的经验要借鉴，要学习和借鉴这些经验、教训，提高管理国家的水平。所以，司马光谈历史，并不注重那些流于表面的现象，而是更深入地去分析历史上成败兴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