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理论创新的几点思考

这里所谈的理论创新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因此，这里所要讨论的是关于对这一指导思想创新的认识。我认为，要想讨论清楚这个问题，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

第一，是否值得创新？这个问题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性的认识。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具备科学真理性，是个没用的东西，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研究它的创新呢？所以首先要回答是否值得创新。这个问题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一些学界的人，也有一些政界的人，甚至包括一些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持怀疑态度。例如，某高校一政治课教师，为了迎合部分学生的模糊认识，往讲台上一站就跟学生们说：“这节课是讲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我要首先声明，我对这个理论是持异议的。”请问，他本身对这个理论持怀疑态度，又怎么能让学生们相信呢？所以，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问题，首先要解决好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性的认同。只有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才能自觉地创新这个理论。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写成几百万字专著来回答。但是有多少人能够花费时间去阅读几百万字的专著并能明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呢？其实，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性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就让我们看看实践吧。

我们知道，我们中国古代上下五千年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长期领先于世界。只是近代以来，中国才衰败下来，以至于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人几条漂洋过海的战舰，就可以把我们偌大的中国打得一败涂地。从鸦片战争后的1842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中国同西方签订了40多个不平等条约，其中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约不在少数。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就连西方的正义之士都感到很愤慨。法国伟大的文学家维克多·雨果在给英法联军的一个法军上尉的信中，就曾声讨过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暴行。八国联军中一个德国军官在自己的日记当中写道：“做19世纪的中国人太悲惨了。”我们的侵略者认为我们中国人“太悲惨”，我们中国人自己当情何以堪呢？我2009年到北欧，在芬兰参观一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墙上有一幅大油画，画的是芬兰国王在接见各国使臣。各国使臣相貌堂堂、衣冠楚楚，等待芬兰国王接见，排在最后面的是个穿着清朝官服、又矮又瘦的人。解说员指着这个比别人矮半截的清朝使臣说：“这个是中国人。”当时我们参观的中国人都觉得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然而那就是19世纪中国在世界面前的形象的一个写照。所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忧国忧民之士都在思考一个问题：20世纪中国会不会亡国灭族。20世纪已经过去了，应当说，中国不但没有亡国灭族，反而已经看到自己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高高升起在地平线上。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我们的GDP已经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了；我们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已经成了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所谓“中国威胁论”无非从反面印证了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强大而已。

一个濒临灭亡的民族，经过一个世纪的奋斗，能有今天令国人欢欣鼓舞的振兴势头。靠什么？原因很复杂，但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正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不断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才使得中华民族先后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行改革开放，一步步走向今天这样繁荣发展之局面。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提出各种各样的疑问。但是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确实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这是不争的事实。今日之中国，我们也不否认面临很多矛盾、很多困难，也潜伏着一些危机，面临着一些挑战。但是，我们看问题要看大局，要看整体，要看发展的态势。那么这种整体、这种大局、这种态势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景无限广阔，我们应该充满信心。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在事实面前得到了非常清晰、非常有说服力的论证。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才值得我们下大力气、多花费心血去推动创新。

第二，为什么必须创新？一个理论是否具备科学真理性，关键看它是否能以事实为依据。而事实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理论必须与时俱进。一旦事实和实践有了对理论创新的需求和呼唤，理论必须跟进。如果理论不能与时俱进，不能创新，那么这种理论就会变为一种过时的东西，而不再能对现实发挥有效的影响力。恩格斯讲过一句话：“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①]这说明什么呢？理论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灵魂，必须有实践做支撑；实践有了需求，理论才能有价值、有生命力，才能有发展。反过来说，实践已经变化，事实已经发展，如果理论仍然停止不变，那么，这个理论就会渐渐失去作用。理论之所以必须创新，就在于实践不断发展。所以，实践无止境，理论创新也必须无止境。如果列宁不根据俄国革命的实践需要来发展马克思主义，那么就不会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如果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不能根据中国的实际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创新，那就不会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不会有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迅速发展。如果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不着眼于世界大势，不着眼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而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断，不去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那就不会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样，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种种问题，如果不去思考应该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这个党，不去进一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那就不能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如果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我国改革开放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两极分化、环境污染，就业压力、社会治安、党内腐败、道德滑坡等多种现实问题，那就不会围绕中国为何发展、为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等重大时代问题而提出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所以，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我们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光荣的历史责任。